逸佚居

走筆文化局[5]

最近接到的case則是關於台南縣市合併的說帖，文化局負責的部分便丟到我頭上了。

一直以來我很納悶那些丟到我頭上的工作在平時是會丟給誰誰誰。以我那種大學時代頻頻面臨二一危機(還是唸的算來最輕鬆的歷史系)的學識而言，其實我早覺得黔驢技窮了。當然臨時上網找找資料惡補惡補對我來說尚不太難，畢竟學歷史的在收集資訊和整合材料上總是受過一番訓練，但我很懷疑這樣東拼西湊起來的東西(這不會就是東西一辭的源頭吧)可以有什麼樣的說服力。

走筆文化局[4]

也寫過總統致詞稿這樣的東西；既是國家元首，理當慎重其事，稿凡五易，結果是當天致詞與稿無關(脫稿演出？)。信哉御用學者之無人格。上面的大頭要改就改，要修就修，不滿意整個重新來過，幾番折騰下來還想堅持什麼原創性反思性啟發性烏七八糟一堆…

下文為初稿，暗中譏刺了當今聖上幾下，到定稿當然修的乾淨。至於初稿全為文言，局裡無本，我所能本就上網搜尋得來而已，不意當改為白話。然而畢竟我覺得文言美感遠勝白話就是。

走筆文化局[3]

偶而我也會接到比較大攤的，好比說接下來這篇和郭台銘拗錢修麻豆電姬戲院的信稿；我不知這是否只是局長的狂想還是另有其人主使，總之現在看來也是石沉大海渺無音訊。台地記者向來嗜血，也讓觀眾見識了不少這類有權有勢者的嘴臉；賢賢易色古聖先覺都感難能，何況與新教倫理不搭嘎的資本家企業家。唉。找個賽過第一名模的尤物去遊說恐怕還比較實際，勝過我一個窮酸書生的父書。

走筆文化局[2]

文化局裡掉到我頭上的工作還包括寫序；就是那種某人出書，請他人惠賜的序──這些書多半是局裡委託所出的，不知受此委託者，又得南縣文化局多少挹注？然而單憑著書有人願出版這點，就強過他人不知數倍；想來若是網路不曾發達、部落格不曾出現，我不知到哪裡寫我的東西去。真好。

下文這序全出我手，是故玄虛弄得有餘，在我自己唸過書以後來看不免捏把冷汗，實在不學無術，半瓶水響太過；所幸局長覺得玄虛太奥弄得不妥，吩咐另擬一稿，即更下一篇。

走筆文化局[1]

我自幼文章寫得不好；偶有讚不絕口的，我覺得那是臭味相投，與文采無關。到了文化局服役之後竟然開始擔任寫文章的工作，不知是證明了我的實力還是否證了其他人的實力？然而這過程也是漸進的就是；一開始我做的較多的還是潤飾的工作，草稿已成，自然是比較輕鬆的。下面這篇也屬該類，只不過原稿實在慘不忍睹，我想更動、擴充、解釋完整之後篇幅起碼多了原來的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算是我的作品不算過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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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是淺碟子的學問

我對很多人談歷史的方式很有意見。

我有意見，或者說我詬病的是，一般人在對歷史作出他的「解釋」抑或「論證」時，用了太多的想當然爾──而其實很多「常識」是有問題的。動輒拿常識來說嘴、來把一切歷史現象去特殊化，就某種意義上而言等於是去歷史化(沒有殊象的歷史；就這個層次而言沒有劃分各個時代的必要。反正都一樣！歷史沒有變化，那就不叫歷史了)；除了常識之外既提不出正規的史料考證，又取不到獨到的視野、抓不著新穎的角度來解讀已知的歷史現象，只能翻來覆去的拿自己一知半解的概念混雜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將那些原本有著各自使用脈絡、各自論證思路的術語完全不考慮他們相衝的可能，就口語般的、極端不精確的擺在一塊，諸如此類的「解釋」、「論證」，或者我總覺得那充其量只是一種沒有好好消化那些專著、因而其實完全沒有新意的、純粹普通人不用經過什麼特殊教育或訓練都能提出的「主張」而已──這種主張表明的不過是主張的那個行動主體枉稱「主體」，把已經將他臣服的世界觀忠實的再陳述一遍而已；換言之，體現的不過就是流行的價值觀怎樣無聲無息的馴化一個人接受其權威，還不斷重複複製這些權威的傳聲筒，如此的現象而已。

論史短篇

篇幅皆不長，故掇拾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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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社會中的非社會人

或許我們真的能找到真理吧?!這話的意味是，究竟「真理」在日常的脈絡中，在傳達什麼訊息呢？經常我們覺得，學術的討論要搭上線，經常比看懂那些艱澀的文字還要更加困難；固然我們可以說這是所謂的「文本的不同詮釋」。不過實際上，假如語言真的可以隨自解釋，究竟我們的日常生活又要怎麼維持呢？這樣說來，紙上文章之所以見仁見智，正因為那只是紙上的學問啊。用簡單的話來說，「那有什麼用？」

從「那有什麼用」的觀點來看並不是什麼高明的見識，但點出了某種程度的真理──語言誕生於其使用的脈絡，而此脈絡，才是日常的真理，因此真理的生死攸關，語言才因此生死攸關。「生死攸關」四字對語言誕生時的人類而言，或許並不過分；自然對任何生物都是殘酷的，自然以殘酷促其生，又以殘酷汰其死，汰死以促生。生存就是無止境的與自然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語言只是生存所必須的工具，抑或武器爾。

試解＜臺灣班兵議＞

開宗明義的說，一般將「班兵制」視為一種殖民特徵、諸如此類論點的最主要問題在於，那是從現在臺海兩岸對立的脈絡去解讀「以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這句話，所以才會將班兵制解讀成是清帝國「以殖民心態統治臺灣」、「將臺灣人視為次等民族」，而這類文字通常也就因此充滿了時空錯置的效果。

先說「班兵」。「班兵」可不是為了實現什麼「殖民心態的產物」而產生的制度；明代就有的班兵制，早先是在秋高馬肥的時候，將河南、山東、山西的部隊調往邊鎮，防範北方遊牧民族季節性侵擾的一種策略，完全是一種採取守勢防禦下的產物。對於許多真正的殖民帝國而言，反倒是「募兵」、或者利用被殖民當地的軍隊，才是他們宰制被殖民者常用的辦法：不用說，荷蘭人在台灣聯合了許多原住民盟友來壓制原住民；英國東印度公司殖民印度的利器，則是施以歐洲式軍事訓練的Sepoy印度傭兵；英法兩國在七年戰爭期間，英國人在北美的盟友Iroquois與其他和法國結盟的Algonquin印地安人部落也是打的不可開交，結果只是讓權力的天平倒向英國那邊，使得墨西哥以北的美洲從此以英語系國家的面貌出現。真正的殖民政權根本缺乏能夠投射到殖民地的兵力，這樣顯而易見的事似乎不必多作解說。

答某版友書──論人文學的方法與目的

顧名思義，這是與版友書信往返時寫下的內容，除了表情符號外全文是保留的，但因為沒有對方的同意，所以並未附上他寄過來的書信原件；或許會有一些抓不到頭緒吧。不過說起來我貼的許多文章原本都是與他人討論時寫下的，一樣也有這類的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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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證明

現在學術評判的要求很大一部分是著力在「真假」的問題上；既然要求
真，自然要有證明的方法。

所謂認知

按照佛教的說法，心靈認知的能力，也算在我們認知世界的能力範圍內(色、聲、香、味、觸、「法」，由眼、耳、鼻、舌、身、「意」來「攝取」)。

所謂的心智的運作，所謂的思考，仍然跑不掉逃不脫語言符號的運用邏輯。在我看來它只是一種「假性的」辯證，相較於(「真實的」)我們與其他人進行的討論；此兩者的差別只在於運用的腦袋數量不同、品質不一，其運用語言符號(一個人叫思考，一群人叫討論)的本質是相同的。但是，由於一個人的「思考」在運用語言上去掉了(相對於一群人的討論)「理解」的過程，它常常變成了喋喋不休的空話──我們在討論的時候，為了明確理解對方所說為何，我們經常要回到該討論所指的本身──也就是回到實際。這個時候人才會想起來符號原本的作用：指明事物本身，無論是具象的還是抽象的。

作文法

有件事我必須先聲明：我並不是以一個「文章寫得很好」的人的身分來寫這篇文章：不過若就進步的程度而言，當我在整理以前文章時，可以很明顯的感到過去文筆的疏漏與滯澀時，我想我可以梳理出一些我自己過去的文筆與現在的文筆不同的地方，以及為何現在的文筆比過去好的理由。理由有四點：韻律、邏輯的關聯、現象的關聯以及佈局。這四個理由當中，前三個理由關係到的都是「通不通順」的問題；而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理由則影響到一篇文章是否給人抑揚頓挫的節奏感──雖然前者影響的是微觀的字詞句，後者則是巨觀考量整篇文章，以大塊的段落篇章為編排的單位。

從實際操作的層次來看，或許可以說，文章中的「韻律」是一種以「保存欲表達的意義」(這是為了顧及「『邏輯』與『現象』的關聯」；雖然一篇有韻律的文章朗誦起來也是很好聽，但我沒辦法忍受沒內容的文字堆砌)為前提之下，調整中文的方塊字(啊我忘了說，我這篇文章是針對中文的寫作而發；因此我不能籠統的把它說成文字或符號。雖然我有限的英語作文嘗試一整個就是不像樣，但我想方塊字和拼音字的寫作原則是不一樣的)與標點，調整其數量及排列組合後所產生的效果，如音樂或詩詞般「『挑動』或『撼動』人們的心弦」。然而這種解釋對於其理解其實沒有什麼幫助，還不如將定義所指涉的對象確切的描述出來──我與文化局的前輩同仁佶霖兄之間的對話可為一例。當時他捧著我的文章問到：

女僕店一訪

2006年12月31日，我有幸參與了環繞網路名人LQY大神為中心而舉辦的網聚──其實參與人並不多，這也不是我的重點；從來我就不喜歡與人來往，後來也沒能交上知己的複數型，不管是死人還是活人。活人還是更麻煩的，不像死人能夠予取予求，這是在書本上與古人神交而不必勾心鬥角擔驚受怕的、沒耐性與人交際應酬的我認識的死人比活人多的主要原因吧；雖然這句其實是甘懷真師的話頭。然而終究除了學識外我沒有得到什麼，終究除了與自己相似的靈魂外我沒有期待什麼，終究除了麻藥般的沉迷之外我沒有追求什麼；當人是清醒的時候，當人是清醒的意識到「我」的存在，當人是清醒到去監視、督促、鞭策、反省、乃至譴責那個可以清楚意識到的「我」的時候，我寧願腦裡專心一致的想著其他東西而忘掉自己。當然，年紀越大這越不能做到了，雖然這未必是年紀的關係，也有人是「不知老之將至云耳」；這也是我和與會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吧。我不是真正的那種能全心投注在某個目標上而沒有其他顧慮的人；既然總是有其他的顧慮，那麼什麼樣的選擇都是一樣的，好比經濟學上講的機會成本，只是對我而言各種選擇之間並沒有輕重緩急的順序罷了。

那麼重點是什麼呢？重點是本次L大神選擇聚會的所在：

Guardian的兩難

在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Republic)第四章中是對於教育的看法；正確來說，是教育軍人(Guardian)的方法，而Guardian一職則與第三、四章全文脈落密切關聯。在Plato所設想的社會中，分工是社會形成與擴張的關鍵，因此社會中的每個組成部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最好的執行其職務，如此整個社會便得以高速運轉，而社會中的每個份子能夠互相裨益。在社會裡的各個成員中Plato特別討論了Guardian，即整個社會的保護者；但Guardian的養成有困難的矛盾處：一方面他們必須在戰場上無情的廝殺，另一方面卻要以社會中一份子的身分與其他社會成員和平共處。Plato在第四章中即集中討論哪種教育是適合Guardian的；所及的層面包括文學、音樂、飲食、醫療等。

「知識」和「信仰」

我主要是從西哲的角度來看。先從「知識」和「信仰」這兩個詞說起吧。我想對書唸到大學的人來說「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云云是耳熟能詳，不過到底這些東西什麼意思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就我所知，「本體」是相對於「知識」而言──西哲的通常預設是「眼見不能為憑」，他們認為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是源自於「物自身」，「現象」並不是「物自身」，「現象」受限於我們的感官接收訊息的形式。舉例來說明的話，戰國名家公孫龍有一個「堅白石」論，他說「堅」是手摸的感覺，「白」是眼睛看的顏色，不過我們卻因此而知道那裡有一塊石頭；但是如果我們的感官只能確認這些「現象」的存在，只憑手摸覺得硬，只憑眼見為白，我們怎麼能確認有一塊「石」在那？須知手摸硬、眼見白的，很有可能是別的東西啊。

史學研究的取徑：讀＜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雜感

該文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pp.65-95。

孔恩(Thomas Khun)在提出「科學革命」說之時，也提到了科學史的內、外問題；他把科學研究所得的、不變的邏輯結構與實證結果重新放入時間的脈絡之中、考察那個「製造」知識的「科學社群」所處的具體環境，即，打個比方，分析的不再是藥品成分，而是藉由檢測藥廠的衛生安全來評價其療效──我們知道從「現代」進入「後現代」，此說就顛覆現代價值之一的科學信仰而言頗有里程碑之作用；然而究竟我們很難偏廢或偏信其中一種。究其所由，學術發展既從關懷為何作為出發，又由心術導引其方向，又有後設(meta-)的整體掌握；而此種掌握，此種後設的、對關懷與心術的檢視則是反省之所由，後設式的掌握常常是批判的起點。然而，批判固然可有其邏輯脈絡可循，遭受批判的對象又何其不然；實則，發展越精緻的學術其內部的邏輯結構也越發難以尋隙搗虛，錦上添花既無能為，學者窮極，遂另闢蹊徑矣。既闢，則沃野千里人可藉之以達，學者趨之若鶩，直至墾荒殆盡、阡陌縱橫而後已。斯時雖四通八達，運轉如意，然而亦無隙地、新天地可至；期望之情可以想見。大抵學術的發展與此相類吧。西方學術固然有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國學術又未嘗不是。就以民國以來而言，顧頡剛的「古史層壘造成說」就把中國的信史向後拉了數千年；從史料的文本詮釋出發所做的考據，威力大概要遠遜於調查史料如何產生的外部考證。沒有這一潰堤，學者們不免要死氣沉沉，鬱積不得以發洩了。

所謂的歷史真相

敘事者採取了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在他身邊發生的事情，就會有不同角度的敘述。因此在所謂的「歷史真相」上頭應該分成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物理世界所發生的冷冰冰的事實，另一個層次是這個事實是怎樣在一個人、一群人的心中與其他事實交織起來，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記憶網絡。

我想第一個層次毋庸贅言，那是比較沒問題的；至於「國民黨共產黨哪一黨對抗戰比較有貢獻」類似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屬於第二個層次的。這個問題可以被這兩個陣營的人同時提出，可見在雙方的歷史記憶中抗戰都是件很重要的事實；但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各自的歷史記憶自然會把不同的歷史事實與抗戰連貫在一起，因而抗戰的意義也就變得不同。以國民黨而言抗戰之所以會成為一場「慘勝」，除了中國實際上的確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消耗甚鉅，共產黨卻日益實力壯大，因而在內戰中國民黨把中國大陸給輸掉了。將國民黨的消耗、共產黨的壯大以及內戰的失敗聯繫起來，再加上那個「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鐵證」，國民黨官方的史藉也就很自然的流露出「共產黨沒有抗日」的意味。

權力的軌跡

我們應該先從「權力」(power)這個概念的理解談起。作為一種直觀的理解，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某種現象改變的背後，一種抽象的、有方向性的、推動的勁道。而這種抽象的概念，這個看不到的、非物質的「力」，必須藉由事物可見的改變或運動，好使人們察覺其存在。就此而言，在討論政治學涵義上的「權力」一辭時，我們關注的焦點，其實是最能確實把握的、所謂的「權力」所運行的軌跡，也就是所有一切、能夠盡量確實的在現實生活中被指涉的那些措施、制度、禮儀、習慣、風俗等等。這也是我對「國號」、「年號」、「廟號」、「諡號」云云理解的起點。換言之，為了超越文化的藩籬尋找比較的基準，我在這裡尋求的不是這些措施、制度、禮儀、習慣、風俗等等的背後，在其文化的脈絡中有何單純的、可用概念來加以理解的意義；我只是更單純的將他們都視為權力的導體，因此也就是潛在的、一個政權可能將其力量導入的管道。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說，一個政權的權力的體現，對其臣民以及其他政權、共同體、機構宰制的體現，就是其統治方式在這些統治對象當中的落實；而其權力的大小，則在於統治方式在這些對象上落實的程度，或者說這些統治對象對這些統治方式接受、習慣乃至認同的程度。

迷途

城市的燈光漸稀，家在郊外，下班的人潮遠了。孤寂一瞬間從人群的掩護中暴露出它的行蹤；然而它始終伴隨著每個孑然的身影，儘管身體口語的接觸再頻繁，都掩飾不了影子無語的寂寞。孤獨的人不孤獨，他還有孤獨相伴；好弔詭。路雖然是往家裡走，可是心又嚮往何方呢？還是條迷途。人和他自己離得越來越遠了，找不著心裡安適的原鄉：他的工作，只是在應付上司的督促，滿足主管的要求；他已經不介意，也從來沒能有辦法介意。他的休閒，只是用剩餘的一點時間，一邊麻痺無所用心的空虛，一邊不知不覺的消費這些個精神鴉片，以精神日趨於耗弱、億萬人的知能蕭索萎縮的代價，換來那個貪婪吞噬資本的龐然怪物無止境的膨脹。他的生活，完全沒有他的位置；他的自我，如同影子，只剩沉默的作陪旁觀，一切變得與他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