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砲位對噸位[2]

與明鄭側少的可憐的資料相比，看起來1650年以後英荷等海上強權的船艦資料要豐富得多──清乾隆年間也編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等類書，可以找到詳細至各艦艇人員武器配備的資料；不過與明鄭相關的這類史料目前看來還有待開發(或許已全數湮沒？默禱)。怎麼我說英荷等強權的資料比較好找呢？至少像是The Kentish Knock Company這個網站和同一組人馬製作的部落格Anglo-Dutch Wars在收集(尤其是荷蘭側的)資料方面就有非常傑出(可怕)的成果：參戰船隻中舉凡各船隻的人員(水手幾人士兵幾人)、炮位(有時詳細到各門火炮裝彈的重量/磅數)、艦名與艦長姓名等等諸如此類的資料豐富的很，目不暇給。以下的討論也要倚重該網站的資料。

砲位對噸位[1]

我在〈明鄭水師的船舶種類、尺寸、噸位與總噸位〉和〈明鄭水師──其總噸位及其在世界海軍史中的地位〉兩篇文章裡粗略討論並比較了17世紀東(以明鄭為代表)西艦隊的規模。作為比較的基準，總噸位僅只是許多可能的指標之一，武器與人員的編裝則是其他可以比較的選項。這篇文章將討論的是艦砲的編裝。

晚明軍隊的接戰程序與戰場號令－－以戚繼光《紀效新書》為例

本文所引史料皆引自於高揚文等編，中華書局出版「戚繼光研究叢書」《紀效新書》十四卷本(2001)。

正史向來不記瑣碎之事，當作大家已經知道了(歷史的本質是偶發的事件/真實，以此與其他科學、哲學永恆真理的追求相擷抗)；生活史的專家們的拿手好戲之一就是從零碎的史料中拼湊出一點過去生活的面貌(常常是驚人的出乎意料)。將兩軍交戰的「程序」系統化巨細靡遺的規定出來的，大概《紀效新書》是中國史上的頭一遭吧？無論如何，戚的龜毛個性在了解「晚明軍隊如何規劃他們交戰」的問題上具有了不起的認識價值，儘管這裡引用的資料是校場上的訓練準則而非實戰紀錄。

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10]


John Tomson所攝的滿州弓箭手；約1865年左右。圖片來源

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9]

熟悉明代戰史的人對於明末的勇將悍將想必不陌生：世宗朝，北邊以馬永、梁震、王效、周效文四人並稱，這批將領往往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如《明史》寫梁震，謂「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強命中，數先登」、「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素畜健兒五百人」、「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他死後「邊將猶頗得其力」於這批「健兒」。又如周尚文，《明史》稱「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頗有李廣遺風，「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眾。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

此四人還是不太有名者。世宗朝至萬曆朝，南方則有劉顯、戚繼光、俞大猷諸將；三人之中以劉顯勇名最著，《明史》考證引《識大錄》寫劉「顯身不滿七尺，不冑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如小丈夫。即(及)遇敵提刀，騰蹻超踊，見刀不見身，軍中稱神人」，所以「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也就不足為奇。其他如俞大猷，雖未必以此稱雄，卻也是「從李良欽學劍」、「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親自擊斬賊首。

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8]

當然，除了盔甲之外也須備妥武器才能上陣。《清會典事例》卷七百十〈兵部一六九．軍器一．給發軍器〉條中的記載是這樣的：

「順治五年題准：馬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撒袋一、弓一、箭四十、腰刀一。步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腰刀一。其步兵、弓箭兵，各給弓一、箭三十。長槍兵，各給長槍一。鳥槍兵，各給鳥槍一。直省兵丁器械照此例給發。

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7]

前文論述道地理環境對滿州軍事的影響，體現在戰術上對步兵的注重、城寨建設與攻防；注重此兩者的結果之一，便是對於士兵披甲的重視──一方面戰場的崎嶇限制了結陣的規模，使得能夠集團防禦的裝備(如防馬柵、戰車、盾牌)效用性減低；在攻城時緣梯登城，更是除了自身的盔甲之外再別無保護了。拙文〈薩爾滸〉已論證此役金兵的勝利應歸功於此等甚至能夠抵禦火器的厚甲，此處不贅；至於攻城之強調，可見下條：

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6]

在結束制度面的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為交代順治朝以後的變化，以突顯與釐清一些八旗軍事制度發展的傾向。這第一個傾向即八旗當中「營」編制的分化：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步軍」、「驍騎」、「護軍」與「前鋒」等分化，並指出此種區分所形成的「營」制為實際作戰的單位。如前所述，八旗制度的源始本為一種聯旗(邦)制。當「上三旗」(兩黃正白)逐步為「『天子』自將」，自原本平等的各旗當中抬高地位後，原本這三旗中的「護軍」也就跟著「雞犬升天」(？)，成了拱衛天子的「侍衛親軍」。這主要是因應政治而產生的變化。除此之外，如康熙朝設「火器營」(以備征準噶爾)，乾隆朝設「健銳營」(以大、小金川之役吃足土司所設置碉堡的苦頭，故以該役中精於雲梯先登的老兵為骨幹所組建而成)，咸豐朝設「神機營」(英法聯軍之役後設)，大抵則是因應軍事需求而設置的。

第二個傾向則是八旗駐防兵的設置。在清入關之前已有些許駐防部隊，即前文中有所謂的「步」、「騎」、「守」、「哨」之分、「外城守兵」等。不過此等駐防兵在入關前清軍的總軍事實力當中所佔的比例大概不大──起碼要小於入關後各地區的駐防八旗。這些兵力大約在兩、三千人左右所編成的一或兩營之間，在入關之後隨著拓地漸廣而設，掌控著綠營督(總督)、撫(巡撫)、提(提督)、鎮(總兵)星羅棋布之間的戰略要地，由八旗的都統或將軍所統帥，分庭抗禮。其詳細的資料可見於《清史稿》〈兵志〉，此不具錄。要之，入關前後的八旗有中央地方之分，與此前實力較集中於中央的八旗不同；在考慮順治朝以後戰爭的八旗實應該注意此種分別。

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5]

驍騎、護軍、前鋒等「營制」在前文不斷出現，而筆者一直沒交代。究竟「營」是什麼呢？從最簡單又最抽象的定義來說，「營」就是一種「編制」，通常有會討論其中的指揮階層、兵員額數、武器裝備等等要素；不過在我看來，「營」作為一種術語，之所以需要強調其特殊處，與歷史當時的現狀密切相關──大概直到南北戰爭密集隊形的衝力讓位於火力之前，「戰役」(battle)都意味著一定戰場上部隊的部署，而此種部署由於人力的限制，始終侷限在目力、耳力的範圍內；十數萬人規模的會戰已經有通訊不靈、指揮脫節之患，因而指揮官甚至試圖控制部隊在一定的數量之下(西方有兩萬最為恰好之說；唐《李衛公問對》也以兩萬人為說明其戰術時部隊編組上的預設)。超過一定範圍，不在火線上的多餘部隊常不能及時助戰，甚至為敗軍所累，望風奔潰，肥水之戰即是一例。

參與戰役中的一方部隊既有其規模，其下的指揮層級也有固定化為另一規模的趨勢；一般對指揮層級的看法往往強調透過層級傳遞層層而下，能夠達到充分控制每個成員的效果。然而實際上，命令的效果往往也在傳遞之中遞減；加長的傳達環節則意味著時間上的損失甚至浪費。南北戰爭以降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中往往動輒牽涉百萬兵員，會戰累時數日至於數月乃畢；與拿破崙之前數小時之內決勝負的會戰冏不相侔。在前近代的會戰中，若是依賴那樣又臭又長的指揮傳遞環節，徒增麻煩而已；指揮官通常僅指揮其下一級單位的運動(或者說「戰場戰略」)，而除了直屬於其自身的此種單位外，戰術上的指揮往往由該單位的最高指揮官親自執行，此時命令的傳達更大部分是依賴的兵員平時的訓練，而少有其他可能造成「脫序」的指令(臨時沒有訓練過，往往也指揮不動)。此級單位規模往往在數千之間，以16、17世紀而言，相當於西方的tercio、regiment，日本的「備」，以及中國的「營」(晚明)或者「鎮」(明末清初)。雖然其下通常還有進一步的層級分化，但所具有的任務就未必與會戰有關了；與「指揮」相較，較偏於「控制」。此處述及八旗的營制，當作此觀。

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4]


Osprey系列叢書之一《Late Imperial Chinese Armies 1520-1840》的封面：滿州騎兵。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