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研究的取徑:讀<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雜感
該文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pp.65-95。
孔恩(Thomas Khun)在提出「科學革命」說之時,也提到了科學史的內、外問題;他把科學研究所得的、不變的邏輯結構與實證結果重新放入時間的脈絡之中、考察那個「製造」知識的「科學社群」所處的具體環境,即,打個比方,分析的不再是藥品成分,而是藉由檢測藥廠的衛生安全來評價其療效──我們知道從「現代」進入「後現代」,此說就顛覆現代價值之一的科學信仰而言頗有里程碑之作用;然而究竟我們很難偏廢或偏信其中一種。究其所由,學術發展既從關懷為何作為出發,又由心術導引其方向,又有後設(meta-)的整體掌握;而此種掌握,此種後設的、對關懷與心術的檢視則是反省之所由,後設式的掌握常常是批判的起點。然而,批判固然可有其邏輯脈絡可循,遭受批判的對象又何其不然;實則,發展越精緻的學術其內部的邏輯結構也越發難以尋隙搗虛,錦上添花既無能為,學者窮極,遂另闢蹊徑矣。既闢,則沃野千里人可藉之以達,學者趨之若鶩,直至墾荒殆盡、阡陌縱橫而後已。斯時雖四通八達,運轉如意,然而亦無隙地、新天地可至;期望之情可以想見。大抵學術的發展與此相類吧。西方學術固然有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國學術又未嘗不是。就以民國以來而言,顧頡剛的「古史層壘造成說」就把中國的信史向後拉了數千年;從史料的文本詮釋出發所做的考據,威力大概要遠遜於調查史料如何產生的外部考證。沒有這一潰堤,學者們不免要死氣沉沉,鬱積不得以發洩了。
孔恩;有點見識的科學家可討厭死他了。圖片來源
然而學術發展的抽象掌握,上述或可為一例;其實則人各有志,所謀不同,道亦不同。就有另一種關懷的是上層階級的政治角力,以權力鬥爭為心術,以歷史脈絡來架構論述的條理──<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其初始是發堀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歷史認識與文本的不一致性,由文本誤讀的可能性破題,然後帶入了正文中,從漢初的黃老刑名一路走筆至武帝即位初、董太后與新貴田蚡的外戚政爭當中;既少了、邊緣化了學術內部高門檻的繁複索解,簡單的以權力鬥爭為主線行經的標的,讀來自是一氣呵成、酣暢淋漓,禁不住令人起身起聲「呔!」,大讚「好啊!」。
近代以來的史學雖以分析為主,然而分析固然有空間結構式的、亦有時間脈絡式的;近時沾染西風特甚,主以建構時代風貌,而不主將發展變化排序的社會史、經濟史研究頗佔一席之地。不過,畢竟人類非自主性的盲目活動不在人文關懷中;追求超越的人們啊,當他們翻閱歷史的時候,想得到的怕不是芸芸眾生的共相,而是震古鑠今、空前絕後的殊相吧。論單一學術的水平,這樣的取徑或許不能盡精微,但要博綜得一一貫通各個殊相,也是要了不得的天賦或勤劬付出了。結構式的學術在有了結構以後才發現材料,那與現成一堆材料、苦於如何組織的學術是大不相同了;但兩者自有其評價的水平,也不是輕易就能登峰造極的。就後者而言,原本就是史學的強項,乃至始祖──希羅多德所謂「歷史」,其實意義在探尋,而科學在發掘本源上的意義也從此發展而來;不同之處在於他用的是敘述的方式,而其敘述依循的則多是日常口語的邏輯,而非其背後更有一套理論架構,乃至所敘諸事事事條貫──這本來也就是功力所在,有成不易,不成也無須過苛;然而好壞評價也在這了。
關於不研究經學的經學史,由此一文中我所見若是;雖然,此種外部史取徑的經學史有待開闢,然而經學內部理路粲然,棄置不顧其實也是可惜了。文與獻對稱,所學其文,其實也如見其人,學藝拜師才得十分精神,否則噩噩渾渾吞棗囫圇,其實不能的知所學為甚。若今日經學的內部史後繼無人,文足徵,獻便絕響了。然而除政治唾餘之外能視經學為有其他價值,則有待其人。
該文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pp.65-95。
孔恩(Thomas Khun)在提出「科學革命」說之時,也提到了科學史的內、外問題;他把科學研究所得的、不變的邏輯結構與實證結果重新放入時間的脈絡之中、考察那個「製造」知識的「科學社群」所處的具體環境,即,打個比方,分析的不再是藥品成分,而是藉由檢測藥廠的衛生安全來評價其療效──我們知道從「現代」進入「後現代」,此說就顛覆現代價值之一的科學信仰而言頗有里程碑之作用;然而究竟我們很難偏廢或偏信其中一種。究其所由,學術發展既從關懷為何作為出發,又由心術導引其方向,又有後設(meta-)的整體掌握;而此種掌握,此種後設的、對關懷與心術的檢視則是反省之所由,後設式的掌握常常是批判的起點。然而,批判固然可有其邏輯脈絡可循,遭受批判的對象又何其不然;實則,發展越精緻的學術其內部的邏輯結構也越發難以尋隙搗虛,錦上添花既無能為,學者窮極,遂另闢蹊徑矣。既闢,則沃野千里人可藉之以達,學者趨之若鶩,直至墾荒殆盡、阡陌縱橫而後已。斯時雖四通八達,運轉如意,然而亦無隙地、新天地可至;期望之情可以想見。大抵學術的發展與此相類吧。西方學術固然有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國學術又未嘗不是。就以民國以來而言,顧頡剛的「古史層壘造成說」就把中國的信史向後拉了數千年;從史料的文本詮釋出發所做的考據,威力大概要遠遜於調查史料如何產生的外部考證。沒有這一潰堤,學者們不免要死氣沉沉,鬱積不得以發洩了。
孔恩;有點見識的科學家可討厭死他了。圖片來源
然而學術發展的抽象掌握,上述或可為一例;其實則人各有志,所謀不同,道亦不同。就有另一種關懷的是上層階級的政治角力,以權力鬥爭為心術,以歷史脈絡來架構論述的條理──<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其初始是發堀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歷史認識與文本的不一致性,由文本誤讀的可能性破題,然後帶入了正文中,從漢初的黃老刑名一路走筆至武帝即位初、董太后與新貴田蚡的外戚政爭當中;既少了、邊緣化了學術內部高門檻的繁複索解,簡單的以權力鬥爭為主線行經的標的,讀來自是一氣呵成、酣暢淋漓,禁不住令人起身起聲「呔!」,大讚「好啊!」。
近代以來的史學雖以分析為主,然而分析固然有空間結構式的、亦有時間脈絡式的;近時沾染西風特甚,主以建構時代風貌,而不主將發展變化排序的社會史、經濟史研究頗佔一席之地。不過,畢竟人類非自主性的盲目活動不在人文關懷中;追求超越的人們啊,當他們翻閱歷史的時候,想得到的怕不是芸芸眾生的共相,而是震古鑠今、空前絕後的殊相吧。論單一學術的水平,這樣的取徑或許不能盡精微,但要博綜得一一貫通各個殊相,也是要了不得的天賦或勤劬付出了。結構式的學術在有了結構以後才發現材料,那與現成一堆材料、苦於如何組織的學術是大不相同了;但兩者自有其評價的水平,也不是輕易就能登峰造極的。就後者而言,原本就是史學的強項,乃至始祖──希羅多德所謂「歷史」,其實意義在探尋,而科學在發掘本源上的意義也從此發展而來;不同之處在於他用的是敘述的方式,而其敘述依循的則多是日常口語的邏輯,而非其背後更有一套理論架構,乃至所敘諸事事事條貫──這本來也就是功力所在,有成不易,不成也無須過苛;然而好壞評價也在這了。
關於不研究經學的經學史,由此一文中我所見若是;雖然,此種外部史取徑的經學史有待開闢,然而經學內部理路粲然,棄置不顧其實也是可惜了。文與獻對稱,所學其文,其實也如見其人,學藝拜師才得十分精神,否則噩噩渾渾吞棗囫圇,其實不能的知所學為甚。若今日經學的內部史後繼無人,文足徵,獻便絕響了。然而除政治唾餘之外能視經學為有其他價值,則有待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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