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春秋初年楚國的軍事改革

春秋初期楚國主要的擴張方向是漢水流域與長江的接合部位，也就是現在的襄樊──宛洛一線。這段時期楚國的主要勁敵是隨國，「漢東之國隋為大」(《左傳》桓公六年)，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八年(前704年)、十一年(前701年)、莊公四年(前690)年都直接或間接(桓公十一年) 有與隨相關的軍事行動；六年為雙方的第一次接觸而楚國失敗，十一年鄖國曾計畫與隨、絞、州、蓼四國聯合進攻楚國。然而這幾場軍事行動中應以桓公八年與莊公四年最為重要。在桓公八年隨國的大夫季梁曾經提到楚軍的弱點，「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左傳》桓公八年)然而領軍的「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同上引)，因此「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同上引)。

莊公四年的重要性在於，楚國在進行對隨國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前先改造了其軍隊。「傳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左傳》莊公傳四年)，改革的重點在於「荊尸」和「授孑」。杜預註：「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因此「荊尸」指的是楚國採用了新的作戰陣型；杜預又說：「揚雄《方言》曰：『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則另一個改革的重點在於兵器上楚國第一次採用了戟。這兩種改革可能都是針對桓公四年隨大夫季梁所說而來，即「右無良焉」與「偏敗，眾乃攜矣」兩個問題而來。戟的採用說明了在此之前戰車上的楚貴族可能並不重視來自其右方的威脅，或者說楚國重視左方勝於右方；這可能反映出在此之前楚國依靠的主要是射手提供的火力而非戎右負責的近距離攻擊。這與「楚人上左」的現象或許有正相關的關係。

所謂的歷史真相

敘事者採取了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在他身邊發生的事情，就會有不同角度的敘述。因此在所謂的「歷史真相」上頭應該分成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物理世界所發生的冷冰冰的事實，另一個層次是這個事實是怎樣在一個人、一群人的心中與其他事實交織起來，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記憶網絡。

我想第一個層次毋庸贅言，那是比較沒問題的；至於「國民黨共產黨哪一黨對抗戰比較有貢獻」類似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屬於第二個層次的。這個問題可以被這兩個陣營的人同時提出，可見在雙方的歷史記憶中抗戰都是件很重要的事實；但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各自的歷史記憶自然會把不同的歷史事實與抗戰連貫在一起，因而抗戰的意義也就變得不同。以國民黨而言抗戰之所以會成為一場「慘勝」，除了中國實際上的確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消耗甚鉅，共產黨卻日益實力壯大，因而在內戰中國民黨把中國大陸給輸掉了。將國民黨的消耗、共產黨的壯大以及內戰的失敗聯繫起來，再加上那個「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鐵證」，國民黨官方的史藉也就很自然的流露出「共產黨沒有抗日」的意味。

權力的軌跡

我們應該先從「權力」(power)這個概念的理解談起。作為一種直觀的理解，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某種現象改變的背後，一種抽象的、有方向性的、推動的勁道。而這種抽象的概念，這個看不到的、非物質的「力」，必須藉由事物可見的改變或運動，好使人們察覺其存在。就此而言，在討論政治學涵義上的「權力」一辭時，我們關注的焦點，其實是最能確實把握的、所謂的「權力」所運行的軌跡，也就是所有一切、能夠盡量確實的在現實生活中被指涉的那些措施、制度、禮儀、習慣、風俗等等。這也是我對「國號」、「年號」、「廟號」、「諡號」云云理解的起點。換言之，為了超越文化的藩籬尋找比較的基準，我在這裡尋求的不是這些措施、制度、禮儀、習慣、風俗等等的背後，在其文化的脈絡中有何單純的、可用概念來加以理解的意義；我只是更單純的將他們都視為權力的導體，因此也就是潛在的、一個政權可能將其力量導入的管道。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說，一個政權的權力的體現，對其臣民以及其他政權、共同體、機構宰制的體現，就是其統治方式在這些統治對象當中的落實；而其權力的大小，則在於統治方式在這些對象上落實的程度，或者說這些統治對象對這些統治方式接受、習慣乃至認同的程度。

薩爾滸[10]

雜談

明軍的兵力

薩爾滸[9]

後記

在正式動手之前關於這場戰爭我關心的是明軍兵力的問題，在翻閱《明實錄》後也確實能找到一些兵力數字的細節；遺憾的是顯然只有一部分被記載下來，因此這個問題實際上沒有圓滿解決。在我來動筆之前正在翻閱一些明初的紀錄，所以其實一開始我想寫的是關於明代火器的發展；不過相對於我想寫的東西我所掌握的資料未免過於薄弱，問題也還未得到解答，所以只好回頭來寫薩爾滸。

薩爾滸[8]

引用書目(以作者姓名比劃為順序)

近人

薩爾滸[7]

後話

明廷不知是充分自信亦或神經大條，薩爾滸大敗後對楊鎬的處置僅僅是令其「戴罪視事」[1]，還沒有意識到明軍的戰損已經嚴重動搖遼東軍情；然而就在六月15日，金兵攻陷開原城，四個月前逃過一劫的馬林正在此鎮守，終於不免一死。七月25日，金軍又襲取了鐵嶺[2]。明廷終於有了反應，八月13日，楊鎬被錦衣衛逮走下臺一鞠躬，由熊廷弼繼任經略[3]。同月21日，重創明軍的努爾哈齊終於得以一償夙願，擊滅葉赫，完成統一海西四部女真的大業[4]。

薩爾滸[6]

明軍戰敗的原因：戰術性的解釋

在翻閱了薩爾滸之戰中的戰鬥細節描述後(主要是滿州方面較可靠的資料)最令人感到訝異的，莫過於一支佔據山頭等制高點、大量設置障礙物甚至挖掘壕溝，並利用這些掩蔽施放火器的一支看似「現代」或者「先進」的部隊，和另一支穿著盔甲、揮舞長槍大刀弓箭正面攻堅的「中古」時代的軍隊，兩者的作戰結果卻是後者大獲全勝，甚至宣稱其陣亡人數不過兩百餘人[1]。由於「火繩槍能夠擊穿盔甲」是一種「常識」，似乎這種「常識」不但不足以解釋女真人的勝利，甚至要反過來懷疑其記述的真實性。

薩爾滸[5]

阿布達哩崗

直到三月11日，薩爾滸敗報才經由楊鎬的奏疏傳到明帝手中。書中並稱楊鎬立即傳令李如栢(清河)和劉綎(寬甸)兩路軍不得深入，馬林和杜松軍中的倖存將領收容殘部敗兵，並另外擬調次一階段作戰所需的兵力。當然免不了的還是追究戰敗責任(死鬼杜松這下百口莫辯)，順便以初六日取得的劉綎捷報「平衡」一下明軍失利的消息。李如栢的部隊後來終於安然的回到瀋陽[註一]，雖然滿州方面的資料記載道，女真哨兵在見到敵人撤退後，躲在山上林木茂密處晃動拴在弓上的緩帽，嚇得明軍以為敵軍伏起，連忙倉皇撤離；落後的部隊被女真戰士砍倒40餘人，逃難間跑死馬匹千餘。[註二]然而到了13日，明廷終於發現不對勁了──劉綎生死未卜，敵人卻已逼向劉綎攻擊發起線附近的寬甸一帶──[註三]

薩爾滸[4]

薩爾滸

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29日午時，杜松一路兵抵達攻擊發起線撫順關[註一]。按照原定計畫他應在三月初一出關，並於次日與馬林一路兵會合，一同前進[註二]。但杜松素來以驍勇善戰自居，根本不把努爾哈齊放在眼裡，甚至曾經提著他那據說重八十斤、專門用來打瘸馬腿以虜獲敵人的鐵鞭大言道「我必生致之，毋令諸將分功也」；他不理會同行的王宣等諸將的勸阻，迫不及待的於29日申時(下午四時)出關挺進。三月初一日早晨進入敵境，與敵人小部隊接觸，杜松緊追不放，將車營丟在腦後；而山谷狹隘，兩馬不能並行，明軍頗有傷亡。[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