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我們台灣目前面臨的政治亂象絕非什麼民主必經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現象;如果說要下什麼比較確切的按語,不如說是在華人習而不察的心理深層結構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礎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進黨執政八年,在野黨最有力的批評始終集中在經濟問題上;經濟問題固然有,正反意見固然迭出紛陳,術業有專攻,非本文能品評。然而對一般人來說,「經濟」問題究竟意味什麼,卻是很耐人尋味──無論謝長廷提出什麼「幸福經濟」的口號,抑或不少藍營支持者(當然,綠營也不少)在經濟學上的知識硬碰硬後較量不過,抬出「人民的感覺最重要」之類的遁詞(此輩出沒網路者大有其人),很明顯的都是將信任放在親「身」「體」驗之上──講明點,還是不出孟子「不飢不寒」、不離老子「實其腹」的主張。現下總統大選在即,安定牌歷來必打無虞;可憐台灣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張始終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講亂象──雖然華人傳統上的政治所欲達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畢竟那還有安定的意味,無論如何安居樂業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華人國民性裡這種人格發展朝嬰兒期逆退的性質,既然發展不出西方式爭取參政權的公民政治,常常連此種最起碼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臘,因為債務而實際上陷入他人奴隸狀況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說雅典的梭倫Solon就是搞此種改革,並且乾脆從此以後禁止雅典人當奴隸);一但權威掃地,再配合人民飢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亂」──在華人的歷史傳統裡,並沒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應對的是所謂的「揭杆而起」接著「群雄逐鹿」: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抑或美國獨立革命,其基礎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導,意圖爭取「天賦人權」而爆發的;即便這些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非「無產階級」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哲學去推動的。諷刺的是,後來真正(?)發生共產革命的兩個國家,並非因為其國情符合馬克思的預測而建立共產政權;在中國,毋寧是最傳統的、最基本的「不飢不寒」的條件都不能維持時,動搖了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但也僅只是動搖。歷來的農民革命,鮮少一擊之下就推翻專制王朝的──無論是漢末的黃巾、唐末的黃巢、宋代的田虎方臘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國;至如筆者熟悉的明代,唐賽兒、劉六劉七、鄧茂七等等等…從明代中葉以來即小亂不斷──往往是饑民與「封建迷信」的組合。「建設」不必說(「理性」指導更是奢談),破壞還往往極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竄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關中為基地建號稱極還把明思宗逼去自縊,結果山海關之役打了個一蹶不振,簡直可以說是在清軍面前又恢復了流竄的本質流到亡,殘部不是被清軍收編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還是幌子,自身難保的南明政權根本約束不了這些土匪頭,往往為患百姓,自家內鬨更是屢見不鮮(清軍能進入南明最後的據點雲南,說到底還是拜孫可望與李定國齟齬之賜)。中國的士大夫向來有痛斥「姦民」、「刁民」、「亂民」、「暴民」的傳統(尤其為官者);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官方卻統一論調,一律將諸如此類的某某之「亂」全部改稱為「農民革命」。此說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羅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實,此「革命」與彼「革命」相提並論,不特增人疑竇,識者簡直有風馬牛不相及之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