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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位對噸位[2]

與明鄭側少的可憐的資料相比,看起來1650年以後英荷等海上強權的船艦資料要豐富得多──清乾隆年間也編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等類書,可以找到詳細至各艦艇人員武器配備的資料;不過與明鄭相關的這類史料目前看來還有待開發(或許已全數湮沒?默禱)。怎麼我說英荷等強權的資料比較好找呢?至少像是The Kentish Knock Company這個網站和同一組人馬製作的部落格Anglo-Dutch Wars在收集(尤其是荷蘭側的)資料方面就有非常傑出(可怕)的成果:參戰船隻中舉凡各船隻的人員(水手幾人士兵幾人)、炮位(有時詳細到各門火炮裝彈的重量/磅數)、艦名與艦長姓名等等諸如此類的資料豐富的很,目不暇給。以下的討論也要倚重該網站的資料。

Geoffrey Parker在其著作《The Military Revolution》(請參考拙譯文〈海軍軍事革命,1500-1800〉)中提到了Frigate的發明和遠洋海軍的發展;易言之,此種搭載火炮在30門左右上下的軍艦雖非戰鬥主力,但在各種交由海軍的任務中(護航、私掠、攔截…等等)卻比大型的戰列艦要來得經濟。Geoffrey Parker沒有明說的一點是:後起之秀的荷蘭人鑒於前車之鑑──那些維持著強大的常備艦隊的老派殖民帝國反而在海權的競爭中落於下風──因而滿足於保持強大的商船隊和可臨時快速擴充的海軍。英國人在第一次英荷戰爭(1652-1654)中能夠佔到荷蘭人的便宜,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荷蘭人臨時可動用的現役軍艦不如英國般重武裝──內戰不但沒有削弱英海軍的實力,內戰期間站在國會派這邊的海軍還得到克倫威爾治下英共和政府的全力奧援。雙方的差距可由拉開第一次英荷戰爭序幕的首場戰役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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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位對噸位[1]

我在〈明鄭水師的船舶種類、尺寸、噸位與總噸位〉〈明鄭水師──其總噸位及其在世界海軍史中的地位〉兩篇文章裡粗略討論並比較了17世紀東(以明鄭為代表)西艦隊的規模。作為比較的基準,總噸位僅只是許多可能的指標之一,武器與人員的編裝則是其他可以比較的選項。這篇文章將討論的是艦砲的編裝。

直接紀錄明鄭船艦火砲配備的史料並不多;應該說,就筆者所見就只有下面這麼一條(施琅《靖海紀事》〈飛報大捷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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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軍隊的接戰程序與戰場號令--以戚繼光《紀效新書》為例

本文所引史料皆引自於高揚文等編,中華書局出版「戚繼光研究叢書」《紀效新書》十四卷本(2001)。

正史向來不記瑣碎之事,當作大家已經知道了(歷史的本質是偶發的事件/真實,以此與其他科學、哲學永恆真理的追求相擷抗);生活史的專家們的拿手好戲之一就是從零碎的史料中拼湊出一點過去生活的面貌(常常是驚人的出乎意料)。將兩軍交戰的「程序」系統化巨細靡遺的規定出來的,大概《紀效新書》是中國史上的頭一遭吧?無論如何,戚的龜毛個性在了解「晚明軍隊如何規劃他們交戰」的問題上具有了不起的認識價值,儘管這裡引用的資料是校場上的訓練準則而非實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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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10]


John Tomson所攝的滿州弓箭手;約1865年左右。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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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9]

熟悉明代戰史的人對於明末的勇將悍將想必不陌生:世宗朝,北邊以馬永、梁震、王效、周效文四人並稱,這批將領往往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如《明史》寫梁震,謂「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強命中,數先登」、「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素畜健兒五百人」、「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他死後「邊將猶頗得其力」於這批「健兒」。又如周尚文,《明史》稱「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頗有李廣遺風,「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眾。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

此四人還是不太有名者。世宗朝至萬曆朝,南方則有劉顯、戚繼光、俞大猷諸將;三人之中以劉顯勇名最著,《明史》考證引《識大錄》寫劉「顯身不滿七尺,不冑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如小丈夫。即(及)遇敵提刀,騰蹻超踊,見刀不見身,軍中稱神人」,所以「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也就不足為奇。其他如俞大猷,雖未必以此稱雄,卻也是「從李良欽學劍」、「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親自擊斬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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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8]

當然,除了盔甲之外也須備妥武器才能上陣。《清會典事例》卷七百十〈兵部一六九.軍器一.給發軍器〉條中的記載是這樣的:

「順治五年題准:馬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撒袋一、弓一、箭四十、腰刀一。步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腰刀一。其步兵、弓箭兵,各給弓一、箭三十。長槍兵,各給長槍一。鳥槍兵,各給鳥槍一。直省兵丁器械照此例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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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7]

前文論述道地理環境對滿州軍事的影響,體現在戰術上對步兵的注重、城寨建設與攻防;注重此兩者的結果之一,便是對於士兵披甲的重視──一方面戰場的崎嶇限制了結陣的規模,使得能夠集團防禦的裝備(如防馬柵、戰車、盾牌)效用性減低;在攻城時緣梯登城,更是除了自身的盔甲之外再別無保護了。拙文〈薩爾滸〉已論證此役金兵的勝利應歸功於此等甚至能夠抵禦火器的厚甲,此處不贅;至於攻城之強調,可見下條:

「太祖高皇帝頒訓練兵法之書於統兵貝勒諸臣曰:『…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一二人輕進,必致損傷,被傷者賞不及,縱殞身亦不為功。迨列陣已定,爭為先登以陷城者,方錄其先進之功。其先登陷城者,馳告固山額真,俟環攻軍士四面並進,城陷然後固山額真鳴螺,俾各路軍士聽螺聲一時並進。』」(《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八十一〈兵部.出征軍令一.軍令.天命三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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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6]

在結束制度面的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為交代順治朝以後的變化,以突顯與釐清一些八旗軍事制度發展的傾向。這第一個傾向即八旗當中「營」編制的分化: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步軍」、「驍騎」、「護軍」與「前鋒」等分化,並指出此種區分所形成的「營」制為實際作戰的單位。如前所述,八旗制度的源始本為一種聯旗(邦)制。當「上三旗」(兩黃正白)逐步為「『天子』自將」,自原本平等的各旗當中抬高地位後,原本這三旗中的「護軍」也就跟著「雞犬升天」(?),成了拱衛天子的「侍衛親軍」。這主要是因應政治而產生的變化。除此之外,如康熙朝設「火器營」(以備征準噶爾),乾隆朝設「健銳營」(以大、小金川之役吃足土司所設置碉堡的苦頭,故以該役中精於雲梯先登的老兵為骨幹所組建而成),咸豐朝設「神機營」(英法聯軍之役後設),大抵則是因應軍事需求而設置的。

第二個傾向則是八旗駐防兵的設置。在清入關之前已有些許駐防部隊,即前文中有所謂的「步」、「騎」、「守」、「哨」之分、「外城守兵」等。不過此等駐防兵在入關前清軍的總軍事實力當中所佔的比例大概不大──起碼要小於入關後各地區的駐防八旗。這些兵力大約在兩、三千人左右所編成的一或兩營之間,在入關之後隨著拓地漸廣而設,掌控著綠營督(總督)、撫(巡撫)、提(提督)、鎮(總兵)星羅棋布之間的戰略要地,由八旗的都統或將軍所統帥,分庭抗禮。其詳細的資料可見於《清史稿》〈兵志〉,此不具錄。要之,入關前後的八旗有中央地方之分,與此前實力較集中於中央的八旗不同;在考慮順治朝以後戰爭的八旗實應該注意此種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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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5]

驍騎、護軍、前鋒等「營制」在前文不斷出現,而筆者一直沒交代。究竟「營」是什麼呢?從最簡單又最抽象的定義來說,「營」就是一種「編制」,通常有會討論其中的指揮階層、兵員額數、武器裝備等等要素;不過在我看來,「營」作為一種術語,之所以需要強調其特殊處,與歷史當時的現狀密切相關──大概直到南北戰爭密集隊形的衝力讓位於火力之前,「戰役」(battle)都意味著一定戰場上部隊的部署,而此種部署由於人力的限制,始終侷限在目力、耳力的範圍內;十數萬人規模的會戰已經有通訊不靈、指揮脫節之患,因而指揮官甚至試圖控制部隊在一定的數量之下(西方有兩萬最為恰好之說;唐《李衛公問對》也以兩萬人為說明其戰術時部隊編組上的預設)。超過一定範圍,不在火線上的多餘部隊常不能及時助戰,甚至為敗軍所累,望風奔潰,肥水之戰即是一例。

參與戰役中的一方部隊既有其規模,其下的指揮層級也有固定化為另一規模的趨勢;一般對指揮層級的看法往往強調透過層級傳遞層層而下,能夠達到充分控制每個成員的效果。然而實際上,命令的效果往往也在傳遞之中遞減;加長的傳達環節則意味著時間上的損失甚至浪費。南北戰爭以降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中往往動輒牽涉百萬兵員,會戰累時數日至於數月乃畢;與拿破崙之前數小時之內決勝負的會戰冏不相侔。在前近代的會戰中,若是依賴那樣又臭又長的指揮傳遞環節,徒增麻煩而已;指揮官通常僅指揮其下一級單位的運動(或者說「戰場戰略」),而除了直屬於其自身的此種單位外,戰術上的指揮往往由該單位的最高指揮官親自執行,此時命令的傳達更大部分是依賴的兵員平時的訓練,而少有其他可能造成「脫序」的指令(臨時沒有訓練過,往往也指揮不動)。此級單位規模往往在數千之間,以16、17世紀而言,相當於西方的tercio、regiment,日本的「備」,以及中國的「營」(晚明)或者「鎮」(明末清初)。雖然其下通常還有進一步的層級分化,但所具有的任務就未必與會戰有關了;與「指揮」相較,較偏於「控制」。此處述及八旗的營制,當作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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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4]


Osprey系列叢書之一《Late Imperial Chinese Armies 1520-1840》的封面:滿州騎兵。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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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3]


《太祖實錄戰跡圖》中的八旗士兵。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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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2]

了解「牛彔」之性質後,我們才不會誤讀下文文意:

「甲寅年(1614)定八旗之制。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四旗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黃、白、藍均鑲以紅,紅鑲以白,合為八旗,統率滿洲、蒙古、漢軍之眾。每三百人設牛彔額真一人,五牛彔設甲喇額真一人,五甲喇設固山額真一人,每固山設左右梅勒額真二人。」(《清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兵考一〈兵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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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1]

知兵者談及八旗,皆知其為清初一大制度;然而治軍史者每不能跨越軍事之方面侷限,於其關節處不能相關,率皆隔膜,至常有錯謬處。今試論之,以順治一朝,其制大定,著眼於制度之結構上,考其軍事之實,並上探其源。及此,不明白八旗制之非軍事性、八旗制非軍事性之實質,則不能理解八旗制軍事性與非軍事性間之差別,不能理解兩者間常混淆處。實則八旗非以軍事、非軍事分其功能。其設計之初,本為分封滿州貴族之處,而所分者為滿州人眾,人眾之掌握不僅在於軍事,而其根本更在於戶口;皇太極時即汲汲於獨攬統眾之份,歷經順康雍乾四朝,則上三旗屬皇上、下五旗屬滿州臣下之制大定。而順治一朝,滿人入關定鼎,旗人亦在新穫田土之外漸失其戰鬥之職,乃至康熙朝三藩之亂距入關不過一代三十年,旗兵即有不堪作戰之態。此清初之大略。以下請先論軍事之外,入關前所見八旗人眾為貴族驅使之各姿態。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十一.職役考一〈天聰八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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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16~17世紀越南的兵制、戰具與戰術[2]

Sun Laichen在其論文〈Military 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Ming China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 1390–1527)〉中運用了「火藥帝國」的概念,認為明代中國作為一個軍事強權,扮演了在穆斯林與西歐文明之前將火器科技傳播到東南亞各國的腳色;而其中一些國家如黎朝時期的越南,其南向的擴張便主要得力於新武器的威力。按,早期火器甚為原始,若放進手銃(無扳機)─火繩槍(火繩引火)─燧發槍(燧石引火)此一發展進程來看,明代早期的火器還在手銃這一階段,有無此等威力,頗有疑問。實際上,最近以來的軍事史家對於燧發槍(含)以前的火器威力多所置疑,火藥帝國之說已無多少說服力。惟火器在其戰陣中不可或缺,則可以其戰術證之。(清)大汕厂翁著《海外紀事》(臺北,廣文書局,民58,pp. 62-63):

「十三日,差太監頂禮,云:『明日,王出演武場操象,半月始還,欲請老和上(尚)一觀。允否?』余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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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16~17世紀越南的兵制、戰具與戰術[1]

16~17世紀的越南正經歷一場由統一到分裂的政權遞嬗。15世紀初擺脫明代中國直接統治的黎朝,到了1520年代為莫朝所篡;而鄭氏與阮氏則以恢復黎朝為號召,攘奪政治上的實權。16世紀末莫朝的滅亡,也為鄭阮二世間的戰爭張本;兩大政治集團分佔南北越南,北鄭南阮,連綿不斷的戰爭持續約半世紀,直到1670年代才暫告一段落。此後是一段長時間的和平,南北越間的均勢直到近百年後才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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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二三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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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二年底,大清兵破邊牆(明長城)長驅而入,兵臨北京城下(該役成為袁崇煥的最後一役,此是後話)。《明史》〈袁崇煥〉傳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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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二三事[2]


袁崇煥像。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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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二三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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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已經很習慣袁崇煥的正面形象;然而這個形象其實還是透過一些史學家的努力才得以平反過來,尤其是乘金庸小說之風靡而人盡皆知。實際上在明亡之前,輿論是一面倒的在唾棄袁崇煥通敵賣國;相較之下,從袁崇煥罹刑到明亡這段時間,給毛文龍正面評論的反而很不少(前陣子我在對岸某些關於明史的網路評述中也見過類似的論調),而給袁平反的是零──當時所有為袁講話的都是著重在袁的才能,沒有半個明白中了清人的反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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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兵器摭錄[5]

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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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兵器摭錄[4]

免洗槍砲

顧名思義,這是用過即丟的兵器。如木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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