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後雜感
記憶一:
前輩某在看我替文化局設計的電子報格式。
「怎麼都是綠色的啊?」
「等國民黨執政以後就全改成藍色的啊。」
記憶二:
同一個前輩某問:
「你支持藍的還綠的?」
「我紅的。」
我弟千里迢迢(一華里大約半公里,從台北到高雄差不多)返鄉投票,舉家皆驚;我媽在電話裡說的很露骨:「投國民黨就不用回來啦!」,半開玩笑式的。我覺得這很沒有民主素養,不過沒有說什麼;這種人滿坑滿谷,青天白日之下也滿地都是,責於一人之身、一派之眾,無甚大用。果不其然,儘管謝長廷在高雄的政績有目共睹,捷運通車、愛河整治、公園、文化園區處處,彼此隔不數步,正所謂長亭更短亭;我弟還是「夫夫,對不起」,票給了馬英九。後來我才知道他口袋裡只剩一張百元鈔,連坐車回校的票錢也沒有。
要比愛台灣,我弟所用的方式應該比許多口惠而實不至的要來的具體。他對台灣的動植物生態很有興趣,素富培養;對台灣的許多古蹟、歷史建築、自然保護區,腳程能及者莫不走上一趟兩趟再三趟,對其中來歷、典故、物種的了解足以對那些只是來風景區「休閒」的人「說教」;登山之外(「百嶽」的那種山),更喜歡尋幽探雅,去那些人跡罕至、沒有「經濟價值」的落拓聚落或廢墟,去尋找他攝影的題材。除去與台灣相關的人、事、時、地、物的「愛台灣」,除了空洞的口號之外還能是什麼。選後那個週日,我和他在細雨下沿著捷運站所在的路線馳騁著摩托車,看過一站又一站地下化的車廂裡頭看不到的捷運各站造型。如果沒有他偶而回家時我也跟著他四處爬爬走,我大概還不知道窗外的高雄有什麼改變。
結果其實反而我才是投了謝。
這主要不是因為高雄的「政績」的緣故;高雄確實有相當政績,除了那些被狂熱政治信仰矇蔽而挑三撿四者有眼無珠看不入眼。但有件事也挺令人心驚的:週日應該是遊人如織的日子,大道旁的店面卻大半拉下了鐵捲門,甚有看起來已破敗很久、店內為宵小光顧一空、店外滿是街頭塗鴉者,在那些各逞其新穎造型的捷運站旁更為怵目。到底該不該投謝呢?我掙扎著,以為選前幾天雙方陣營差不多已到平盤,萬一謝當選後民進黨還是做不好,我豈不是要繼續四年看著破敗的街景對自己說:「這樣蕭條的責任我也有一份」呢。所幸,另外七百萬人否決了這項提議;比另外一邊願意給民進黨再一個機會的人們整整多了兩百萬。我這一票和我所考慮的煩惱的比起來還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渺小啊。
這個選擇並不是基於某些基本教義派一般的愛國、一樣的「相信台灣」(的什麼?);無論是哪一種國家主義,無論是藍營那種過去式的、黨國不分的(還有些人被洗腦的很嚴重;中國近代史簡直就是中國國民黨史,其他人都不見了)「愛國」,還是綠營那種現在進行式、未來式的台灣什麼國…這類右翼的主張我所不取,尤其是這種我群意識經常建立在對「異」(怎樣的「異」?阿拉伯人的反猶情緒常也被稱作反閃族主義,可阿拉伯人本身也是屬閃語系的民族)族群的排擠、鄙視、仇視之上時。究竟什麼時候開始民進黨除了族群牌之外竟然提不出有力的政治訴求或願景呢?對岸傳來中共對西藏的武力鎮壓,被操作成「今日的西藏,明日的台灣」(萬一馬選上);可卻沒什麼人這樣反省:漢人的大舉入藏使得當地的原住民為了他們將被滅絕的文化而抵抗,台灣不也是如此嗎?原住民的文化滅絕,差不多已經是既成事實。其實應該是「今日的台灣,明日的西藏」才是。此也曝露了在台灣,能浮出政治舞台上的也不過是兩種漢族中心主義的鬥爭。
嚴格說來我並不是因為「左」而選擇「紅」;真正說起來,只不過是因為我奉行的是「多數人絶對是錯誤的」的思想罷了。左派既然代表普羅階層,代表工農兵,左派當然是多數;而此種倚多為勝的左派也是我所不取的。只不過當今的社會裡頭,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先進國家的左派們意外的發現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能贏得大選了。在台灣的情況則更特殊:像陳映真那種(我覺得有些食古不化)的左派萬中無一;國民黨近四十年的高壓統治,最成功的大概是灌輸給人民的「反共意識」吧。台灣幾乎沒有了左派;因為,在國民黨還能在大陸上肆其淫威之時,就已經習於將反對者「抹紅」,連英美留學回來持自由主義思想的新月派諸公,如羅隆基,如聞一多,也被黨的喉舌抹成「羅隆斯基」、「聞一多夫」。流風所及,在台灣的藝術與文學內的派系鬥爭裡也流行起了這種鬥爭手段:徐復觀將1950年代台灣藝壇上的抽象表現主義抹成共產主義的前奏,余光中則指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藝」。這一著,民進黨學的很精,卻忘了當初的黨外是基於什麼主義開始關心人民大眾的…(附帶一提:徐復觀後來因為搞不懂現代藝術的歷史,不曉得當時美國人正利用抽象表現藝術與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打對台,被另一個藝術家劉國松慘電)
台灣的左派也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少數派,在保密防諜的風聲鶴唳中。然後,也理所當然的和其他的少數派結盟:同性戀或特殊性癖戀者、環境保育團體、原住民社會運動…
我不太可能把票投給國民黨;這個有著累累的荼毒人民前科的政黨始終在我選項外。我真正猶豫的是要不要把票投給民進黨;雖然這個黨偏離其原有的一部分價值已很遠了,但至少有些價值還是只有它能代表。最後令我下定決心的是楊逵的遺族以及孫大川的表態:卑南族的孫氏是原運的要角之一;而楊逵,在日據時期最為堅定反抗日帝國殖民當局的台灣人,卻在「光復」之後給國民黨一口氣十二年關了個夠──他在日據時期作的牢林林總總加起來都沒那麼漫長。
楊逵(左)與妻葉陶。圖片來源
如果民進黨這個招牌所代表的價值已經名存實亡,或許也是消失的好吧;雖然另一個更應該消滅的政黨卻還存在著。不過至少有一點稍微令人安心了:今後可以在野的身分對國民黨開罵了。
記憶一:
前輩某在看我替文化局設計的電子報格式。
「怎麼都是綠色的啊?」
「等國民黨執政以後就全改成藍色的啊。」
記憶二:
同一個前輩某問:
「你支持藍的還綠的?」
「我紅的。」
我弟千里迢迢(一華里大約半公里,從台北到高雄差不多)返鄉投票,舉家皆驚;我媽在電話裡說的很露骨:「投國民黨就不用回來啦!」,半開玩笑式的。我覺得這很沒有民主素養,不過沒有說什麼;這種人滿坑滿谷,青天白日之下也滿地都是,責於一人之身、一派之眾,無甚大用。果不其然,儘管謝長廷在高雄的政績有目共睹,捷運通車、愛河整治、公園、文化園區處處,彼此隔不數步,正所謂長亭更短亭;我弟還是「夫夫,對不起」,票給了馬英九。後來我才知道他口袋裡只剩一張百元鈔,連坐車回校的票錢也沒有。
要比愛台灣,我弟所用的方式應該比許多口惠而實不至的要來的具體。他對台灣的動植物生態很有興趣,素富培養;對台灣的許多古蹟、歷史建築、自然保護區,腳程能及者莫不走上一趟兩趟再三趟,對其中來歷、典故、物種的了解足以對那些只是來風景區「休閒」的人「說教」;登山之外(「百嶽」的那種山),更喜歡尋幽探雅,去那些人跡罕至、沒有「經濟價值」的落拓聚落或廢墟,去尋找他攝影的題材。除去與台灣相關的人、事、時、地、物的「愛台灣」,除了空洞的口號之外還能是什麼。選後那個週日,我和他在細雨下沿著捷運站所在的路線馳騁著摩托車,看過一站又一站地下化的車廂裡頭看不到的捷運各站造型。如果沒有他偶而回家時我也跟著他四處爬爬走,我大概還不知道窗外的高雄有什麼改變。
結果其實反而我才是投了謝。
這主要不是因為高雄的「政績」的緣故;高雄確實有相當政績,除了那些被狂熱政治信仰矇蔽而挑三撿四者有眼無珠看不入眼。但有件事也挺令人心驚的:週日應該是遊人如織的日子,大道旁的店面卻大半拉下了鐵捲門,甚有看起來已破敗很久、店內為宵小光顧一空、店外滿是街頭塗鴉者,在那些各逞其新穎造型的捷運站旁更為怵目。到底該不該投謝呢?我掙扎著,以為選前幾天雙方陣營差不多已到平盤,萬一謝當選後民進黨還是做不好,我豈不是要繼續四年看著破敗的街景對自己說:「這樣蕭條的責任我也有一份」呢。所幸,另外七百萬人否決了這項提議;比另外一邊願意給民進黨再一個機會的人們整整多了兩百萬。我這一票和我所考慮的煩惱的比起來還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渺小啊。
這個選擇並不是基於某些基本教義派一般的愛國、一樣的「相信台灣」(的什麼?);無論是哪一種國家主義,無論是藍營那種過去式的、黨國不分的(還有些人被洗腦的很嚴重;中國近代史簡直就是中國國民黨史,其他人都不見了)「愛國」,還是綠營那種現在進行式、未來式的台灣什麼國…這類右翼的主張我所不取,尤其是這種我群意識經常建立在對「異」(怎樣的「異」?阿拉伯人的反猶情緒常也被稱作反閃族主義,可阿拉伯人本身也是屬閃語系的民族)族群的排擠、鄙視、仇視之上時。究竟什麼時候開始民進黨除了族群牌之外竟然提不出有力的政治訴求或願景呢?對岸傳來中共對西藏的武力鎮壓,被操作成「今日的西藏,明日的台灣」(萬一馬選上);可卻沒什麼人這樣反省:漢人的大舉入藏使得當地的原住民為了他們將被滅絕的文化而抵抗,台灣不也是如此嗎?原住民的文化滅絕,差不多已經是既成事實。其實應該是「今日的台灣,明日的西藏」才是。此也曝露了在台灣,能浮出政治舞台上的也不過是兩種漢族中心主義的鬥爭。
嚴格說來我並不是因為「左」而選擇「紅」;真正說起來,只不過是因為我奉行的是「多數人絶對是錯誤的」的思想罷了。左派既然代表普羅階層,代表工農兵,左派當然是多數;而此種倚多為勝的左派也是我所不取的。只不過當今的社會裡頭,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先進國家的左派們意外的發現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能贏得大選了。在台灣的情況則更特殊:像陳映真那種(我覺得有些食古不化)的左派萬中無一;國民黨近四十年的高壓統治,最成功的大概是灌輸給人民的「反共意識」吧。台灣幾乎沒有了左派;因為,在國民黨還能在大陸上肆其淫威之時,就已經習於將反對者「抹紅」,連英美留學回來持自由主義思想的新月派諸公,如羅隆基,如聞一多,也被黨的喉舌抹成「羅隆斯基」、「聞一多夫」。流風所及,在台灣的藝術與文學內的派系鬥爭裡也流行起了這種鬥爭手段:徐復觀將1950年代台灣藝壇上的抽象表現主義抹成共產主義的前奏,余光中則指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藝」。這一著,民進黨學的很精,卻忘了當初的黨外是基於什麼主義開始關心人民大眾的…(附帶一提:徐復觀後來因為搞不懂現代藝術的歷史,不曉得當時美國人正利用抽象表現藝術與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打對台,被另一個藝術家劉國松慘電)
台灣的左派也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少數派,在保密防諜的風聲鶴唳中。然後,也理所當然的和其他的少數派結盟:同性戀或特殊性癖戀者、環境保育團體、原住民社會運動…
我不太可能把票投給國民黨;這個有著累累的荼毒人民前科的政黨始終在我選項外。我真正猶豫的是要不要把票投給民進黨;雖然這個黨偏離其原有的一部分價值已很遠了,但至少有些價值還是只有它能代表。最後令我下定決心的是楊逵的遺族以及孫大川的表態:卑南族的孫氏是原運的要角之一;而楊逵,在日據時期最為堅定反抗日帝國殖民當局的台灣人,卻在「光復」之後給國民黨一口氣十二年關了個夠──他在日據時期作的牢林林總總加起來都沒那麼漫長。
楊逵(左)與妻葉陶。圖片來源
如果民進黨這個招牌所代表的價值已經名存實亡,或許也是消失的好吧;雖然另一個更應該消滅的政黨卻還存在著。不過至少有一點稍微令人安心了:今後可以在野的身分對國民黨開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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