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山外[1]

我小時候(現在?)是那種養尊處優不知人間疾苦的死小孩,而且這點完全可以從當時的照片感受出來──總是下巴見人,隨時要頤指氣使似的。當然這只是好似;一般來說我那種極端不積極的個性只夠扳起一張自以為了不起嘴臉,還不太把這種高傲從位能變成動能。國、高中以後成績開始不理想,仗著會唸書而被容忍的差勁的實際生活能力也越來越不被家人所忍受,唸了大學以後慢慢長了一點見識,似乎自以為是的脾氣也終於消磨掉了一些。徐悲鴻有言「不可有傲氣,不能無傲骨」,不知我現在算是符合幾成標準。

照講我這種養尊處優到令人感到欠揍的傢伙不會卑躬屈膝去打那種低聲下氣的櫃台人員似的零工之類;實際上,唸到了大學我還是意思意思當幾個月的短期家教而已,錢都沒拿足的,算不上賺更沒有攢──學費生活費都是跟家裡要。不過這在物慾橫流金錢蔽目的臺灣怎麼會政治正確哩?半工半讀的動人故事不少,但經濟獨立乃至於開始撈錢計畫人生第一個百萬入賬的野心勃勃之士倒也時有耳聞。我對當個逐銅臭之夫始終興趣缺缺,然而身邊的人一個個不是分擔家計,就是滿口生意經,外加家庭內部那見得別人好也想自己兒子跟風的聲浪,大學生涯裡一直有打打工賺賺錢和社會經驗的壓力。

因緣際會下我到了山外。


山外的位置。

大學後半段我開始在學校附近的書店(山外圖書社)打時薪90元(這是後來的價格)的工;迫於那一點點不太現實的經濟壓力,我對打工的條件沒有要求很多(實際上是沒有)──我會這樣說主要是因為至今我仍然很珍惜這段經驗,而我對老闆的印象也很好,很感謝他的緣故;但客觀來說那裡的打工環境好不好,恐怕見仁見智。和我大約同個時期上工的三個同學和學弟都沒能像我做的那樣長、那樣久──時間的付出不僅僅表現在年月上,也表現在每星期的工時上;而那個時候一下課就到店裡,一天五、六個小時,偶而持續個一星期的(週末在店裡通常會有一天待個十小時以上)的狀況算是正常,而比較正常在唸書的學生就比較沒辦法正常的上班了。實際上我差不多是拿唸書的時間來換打工的時間,雖然那時候應付考試而唸書對我而言早已是索然無味;書店打工的另一項魅力便在這裡──免費且由別人付費而坐擁一間汗牛充棟的書庫,且比之圖書館有更快更多的新書訊。

那時在店裡的工作,其實主要就是坐櫃檯結帳記帳、順便接電話和受理訂書、通知到書。店不算大,賣的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學術類書籍,主打的客戶群又是研究生到教授範圍的知識階層(連大學生都是不常來的,美女正妹簡直沒有),熟客通常都很明白新書進店的前後是採買的黃金時段。店在地下一樓,一箱箱的書是運用臨時鋪在樓梯上的滑板溜下,人手壓在箱上緩衝一下來勁,在順勢提起,搬進倉庫;全數搬完後拆箱點驗,整理上架。書到之前老闆通常會出錢買些涼的,搬完以後犒賞眾人。箱子通常會留下二次利用,用來放置打包寄送給圖書館或教授的書──通常一次就是一整箱,打包好之後地址標籤貼上,便請貨運公司來送。簡言之,雖然工時很長,但勞動強度的變化很大;在沒有新書進來的時候,是很清閒的,也很適合手指頭在書架上晃蕩,掃著眼光找尋說不定的愛書。這種接收資訊的方式其實比上課有效多了。

這樣的小書店,老闆其實比員工累;總是在上午開店之後,等著老闆珊珊來遲,偶而會發現他在倉庫裡睡著的──太累了;晚上十點半關店之後,清潔店裡,書庫加書架的整理,和上游書商討價還價,決定訂那些書討哪些書,常常搞到半夜兩、三點回家。老闆自稱「未老先衰」,我真的沒辦法再同意更多──老闆聊的其他東西,我常常是根本沒得置喙的。「山外」這個店名,源於老闆的故鄉金門的一個地名;他經過了幾個月的渡海苦旅來到台灣進學的故事,其中的甘苦似乎也是道與外人不能略盡的。哲學系畢業的他從推銷影印機開始,才一路開了電玩店、大陸書店自己當了個小老闆(雖然他總覺得我們這一代經濟機會不如從前),然後也才有發揮一點哲學系專才的能力──在書架上的哲學類列總是有水準的起學者疑竇,如果不是常客。當然,老闆聊天時絕不是那樣哭哭啼啼訴怨似的;他總是掩不住竊笑,把生活中的衝突與無奈當熱鬧來看。店裡也有像張友驊那樣的名人進出的,老闆總是賊賊的問道:「欸張老師,您和阿扁的官司打的怎樣?」和他聊完(其實多半我是沉默的),總覺得一直微笑,臉部的肌肉很酸。(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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