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文化相對論(culture relativism)與自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文化相對論是二十世紀初美國文化人類學界的招牌之一，並且通常以自族中心主義作為對比──或者坦白說，前者是用來批判後者的──在「多元化」與「尊重少數族群」的潮流沖激之下，從自身所屬文化出發去評判另一個文化觀點自然成為被評判的對象；文化相對論的主張裡頭，只有文化自身的標準能夠且有資格批評該文化。

這種主張對於十九世紀以來「文明」或者「進化」等概念自是一大反動，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是──在強調普世的價值，諸如「人權」之類時(英國人的文明統治宣布食人俗為非法，在新幾內亞島上的Mundugumor原住民因此少了一個自殺的選項──坐著獨木舟順流漂向敵對的食人部落)。然而它並非憑空誕生的；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歷史脈落中有跡可循。美國人類學界中此派的墊基者博厄斯(Franz Boas；雖說他被尊稱為美國人類學之父，其實在他之前即已出過Henry Morgan這樣享譽全球的人類學者──儘管Morgan所持的進化論觀點在當今被批判的一無是處)係德籍移民，在他的學說中也將德國學界裡對「文化」的重視給移植了過來──十九世紀的「文明」觀乃是法國思想界的傳統；在德語通行的地方(德國統一尚待擊敗法國的一八七一年之後)為與之抗衡，則強調「文化」的重要性。理有固然，為了日後民族統一鋪路，此時的「德國人」對「文化」的強調，自是為了對抗「文明」的普世性，進而強調民族內部文化固有的內在性與獨特性。諷刺的是這個源流其實同時孕育餵養這兩個(文化相對論與自族中心主義)今天看來互相矛盾的概念。在博厄斯起而號召、以及流行的印地安人文化注定消失(今天看來不確)的流行看法之下，美國的人類學界如火如荼的展開「以後可就沒機會」的印地安人民族志研究；可在德國本土，在希特勒上台後，反閃族主義與體質人類學中的異類優生學相結合，不但令當時的德國人類學界交了白卷，還助長了滅絕五百萬人的種族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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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和分際

前幾天在書肆翻到本小人物寫的小書(不過書名和作者我都沒記起來)，觀點是非常符合國民黨官方所謂受日本「奴化」教育荼毒者。想也知道，本書的作者恨國民黨入骨，不過對於某些獨派視為已「獨立」的當今台灣，恐怕亦未必有多少認同──原本台灣在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之後已經盡去的「支那人根性」，隨著國民黨另外五十年的統治，顯然又讓台灣人在勒戒成功的關頭功虧一簀，繼續成癮下去。這是這本書的觀點。

這只是個引子，我不是很有興趣去評價這種說法(不過針對這種說法的來源做個社會成份的分析倒是很有趣的：現下的獨派思想固然有鄉土成份，不過在國民政府「接收/劫收」之際、228屠殺之餘，下場最悽慘的其實是所謂的「台籍精英」，國民黨寧願讓一些日本人繼續在公部門留職，也不願將權力下放；至於禁止使用日語的政策，更是從根本上消滅了這個精英階層存在的基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國家，或許多少也有些諷刺的，凝聚其精英的我族意識時總是要利用殖民母國的母語。這本書的作者既然身為其之一是個醫生，在批判起下層階級的「支那人根性」自是不假詞色，階級意識濃厚)；雖然我才把華人罵了一遍，然而日本人的民族性究竟有否如此種種族歧視色彩斑爛一般的優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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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政治[5]

本文在開頭特別提到作為權力運作管道的社會關係；之所以如是說，在於點出：政治不是天邊的事，除非某某人和任何人都沒有關係，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當然，與他人的聯繫可以減到最少)。就本文所具的諸多例子而言，許多仰賴的是所謂的「共同記憶/歷史」(不過看來這方面的效果一點也不高；寫了19世紀三部曲的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邦作育英才，提到他的寶貝學生問的問題：「您說二次大戰，那表示說有一次囉？」或許台灣學生的程度會好點)，不過對於一個當今60億分之一的個人而言，最切身的，恐怕無過於身邊的雞毛蒜皮、三姑六婆、街談巷語中的「政治」。

我個人在大學的時候沾染上了在網路空間裡鬼混的風習；當然現在也是如此，不過越發傾向自言自語寫blog，鮮少去和人對談了。究其原因，在某幾個以知識討論為主的版面上碰過的許多鳥事，可說是在在親躬見證了身蹈人際關係的網絡、受夠了某種「政治」習氣，因而不得不「出此下策」，「高步追許由」吧！這當中，既見識到了「反智主義」、「剷平主義」，也大大領教了「小圈圈」的威力──有一陣子我把Cimon這個ID倒過來，以Nomic行，不想雖然行文、語氣、知識論述方面起碼的嚴謹性等等都未嘗刻意改變，在與他人論辯時卻受到明顯「差別待遇」；就某種程度而言，故意引誘別人表露醜態固然居心不良，不過遭遇同些個「網友」在Cimon前左一句大大右一句大大、碰到Nomic就不顧禮數邏輯什麼鬼話都扯得出來的景況，還真令人嘆觀止矣。關係打得深、人際靠得牢，學問差一點，本來也是無所謂嘛，一人一口口水就把個人主義者淹死了；這還是「知識討論」的領域吶，若是別種網路群體，恐怕連拿理論來粉飾的意圖也一點都沒有了，是活生生的「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魯迅說「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可是我要說，合群的自大威力之強之大，哪怕是在此種自大面前搞個人的自大，雖說搞起來是很過癮，不過也不用幻想能搞多大；真的「聰明人」都是去搞「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君不見，華人每要侵害別人，往往也要用「我是為╳╳著想」的語法？大至政黨鬥爭、族群對立，小至父母拆信件立門禁，都不出這一套；在明明是為自己爭取應得權利的場合，卻搞的好像還活在帝制時期、委屈自己稱頌皇恩浩蕩一樣(台灣搞選舉造勢或是請願的場合，就是有人特別喜歡下跪)。此無他，就算骨子裡鉤心鬥角恨不得把對方一口吞了，表面上也要識「大體」的搞合群，然後才有膽搞自大。橫眉冷對千夫指，雖千萬人吾往矣，固然可以換得「你很厲害，在╳╳板單挑眾人」(此在某版筆戰，某某人絕無僅有私下來信與我之「獎勵」也)的虛榮，又還能有什麼？還是後人妝點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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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政治[4]

我想讀者看完本文前幾段以後，不再像某些人一樣以為將毛澤東列為上世紀四大劊子手之一(常見的說法還包括了希特勒、史達林與蔣介石；不過我要不客氣的說，這種說法十足表現了資本主義打倒法西斯極權的勝利者史觀本位)，就能將文革解釋清楚了吧?!雖然用了「上下交相賊」來表述此種「共犯結構」，然而我還是要回到本文初衷，找「人民」算帳。在這裡將「人民」當作標的正是恰如其分，正是華人尋找庇護的需求與鑽營使得「小圈圈」不但得以成形，更進一步「擴張/團結」起來──在最終極的層次上就是一個全「體」的人民。所幸(？)在這裡，沿著身家國天下一路擴張的政治只停留在理想上而已(真正達到此種程度的該是日本人)，因而歷史上華人的政治組織將槍桿子對著自己人的時候總是要多些。不過這種賴著權威/母體就想撒野、表現侵略性的性格倒是一致的，具體體現在「西瓜偎大邊」、「樹倒猢猻散」等種種一窩瘋選邊站的集體性上──當然是靠上可以縱容自己的那邊。隨之而來的則是對社會邊緣人或團體的漠視乃至蔑視；今日228事件「昭雪」，年輕的知識人當中即使對政治無興趣者，把事件掛在嘴邊、過過以資產階級方式「關懷」社會癮頭者所在多有，蓋即使沒有深仇大恨可發洩，也有點搞社會運動文史工作的派頭。我已提過台灣島內隨著政治權威起舞跟風的現象；到底這當中關懷「台灣」的味道有幾許？我們不妨問問同樣一批人當中對於島內外原住民社會問題的了解有多深入。在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問題上大玩數人頭遊戲的同時，有多少人想過去精確的核算下面這個數字──1990年代左右15-34歲的十萬名原住民婦女中，竟有近三萬人淪入風月場所，而當時原住民總人口也不過三十萬出頭──這筆數字距今不過二十年的光景，不但早已被遺忘，恐怕從未存於「台灣人民」的記憶中。諸如在綠島蓋監獄、在蘭嶼埋核廢料等等把島內的垃圾望別人家裡丟、或者將日據時期的「番人所在地」改為「山地保留地」，實際上剝奪原住民土地所有權等等紕政，恐怕沒幾個「台灣人」耐煩去算它記它。無獨有偶，在算是距離現在最近的樂生事件中，在網路上的公共空間裡又讓我領教了一批批此仗勢欺人者的惡行惡狀：這當中以「顧三餐」的新莊市民身分發言痛詆交通不便者有之、自以為持效益主義觀點就可以大方犧牲/消滅樂生院民者有之、自承「黨國餘孽」覺得這些於黨於國無用者豈可要求那麼多者有之、自詡代表「台灣人民」發聲、認樂生運動乃最不要臉的社運之恥者有之，林林總總，蔚為大觀，「樂生」一名幾冒天下之大不韙。嗚呼，漢生病友何辜！無他；弱勢者，活該。

可別以為趨炎附勢是人類的天性。英國人以彆拗出名，也以在體育競賽中聲援弱勢者聞名；倒是為自己國家的代表隊加油反而令他們感到彆扭。一般說來，歐美人士似乎都喜歡為陷於劣勢卻不屈不撓者喝采(16世紀以降的歐洲政治逐漸走向權利中心多元制衡的狀態，權力平衡也逐漸成為歐陸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則；中國則始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豈偶然哉)，相較之下，華人真令人齒冷，猥罳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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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政治[3]

所以說我們台灣目前面臨的政治亂象絕非什麼民主必經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現象；如果說要下什麼比較確切的按語，不如說是在華人習而不察的心理深層結構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礎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進黨執政八年，在野黨最有力的批評始終集中在經濟問題上；經濟問題固然有，正反意見固然迭出紛陳，術業有專攻，非本文能品評。然而對一般人來說，「經濟」問題究竟意味什麼，卻是很耐人尋味──無論謝長廷提出什麼「幸福經濟」的口號，抑或不少藍營支持者(當然，綠營也不少)在經濟學上的知識硬碰硬後較量不過，抬出「人民的感覺最重要」之類的遁詞(此輩出沒網路者大有其人)，很明顯的都是將信任放在親「身」「體」驗之上──講明點，還是不出孟子「不飢不寒」、不離老子「實其腹」的主張。現下總統大選在即，安定牌歷來必打無虞；可憐台灣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張始終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講亂象──雖然華人傳統上的政治所欲達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畢竟那還有安定的意味，無論如何安居樂業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華人國民性裡這種人格發展朝嬰兒期逆退的性質，既然發展不出西方式爭取參政權的公民政治，常常連此種最起碼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臘，因為債務而實際上陷入他人奴隸狀況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說雅典的梭倫Solon就是搞此種改革，並且乾脆從此以後禁止雅典人當奴隸)；一但權威掃地，再配合人民飢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亂」──在華人的歷史傳統裡，並沒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應對的是所謂的「揭杆而起」接著「群雄逐鹿」：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抑或美國獨立革命，其基礎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導，意圖爭取「天賦人權」而爆發的；即便這些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非「無產階級」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哲學去推動的。諷刺的是，後來真正(？)發生共產革命的兩個國家，並非因為其國情符合馬克思的預測而建立共產政權；在中國，毋寧是最傳統的、最基本的「不飢不寒」的條件都不能維持時，動搖了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但也僅只是動搖。歷來的農民革命，鮮少一擊之下就推翻專制王朝的──無論是漢末的黃巾、唐末的黃巢、宋代的田虎方臘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國；至如筆者熟悉的明代，唐賽兒、劉六劉七、鄧茂七等等等…從明代中葉以來即小亂不斷──往往是饑民與「封建迷信」的組合。「建設」不必說(「理性」指導更是奢談)，破壞還往往極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竄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關中為基地建號稱極還把明思宗逼去自縊，結果山海關之役打了個一蹶不振，簡直可以說是在清軍面前又恢復了流竄的本質流到亡，殘部不是被清軍收編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還是幌子，自身難保的南明政權根本約束不了這些土匪頭，往往為患百姓，自家內鬨更是屢見不鮮(清軍能進入南明最後的據點雲南，說到底還是拜孫可望與李定國齟齬之賜)。中國的士大夫向來有痛斥「姦民」、「刁民」、「亂民」、「暴民」的傳統(尤其為官者)；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官方卻統一論調，一律將諸如此類的某某之「亂」全部改稱為「農民革命」。此說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羅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實，此「革命」與彼「革命」相提並論，不特增人疑竇，識者簡直有風馬牛不相及之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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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政治[2]

當然，本篇意在針砭華人的政治文化，無意去指責一般華人的「戀愛」的(所謂「去死去死團」成員往往過了適婚年齡卻連個異性伴侶的手都沒摸過，豈不陷於文化「醬缸」更慘？只應哀悼，不配批評)。不過我們接著「身」談起，可以引到文章的主題了：華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特別之處在於，在「二人」關係之下，互動真正是以「身體」力行的模式去達成的；我們已說過這種對身體的注重其實是「口腔期」和「肛門期」的綜合反應，而許多日常互動中的例子不例外的顯示了此種對「口腔」(攝食)與「肛門」(排泄)的彼此「體」諒──見面打招呼常說「吃飽未？」、「吃過沒？」；在「熟」人面前才敢「開口」，蓋「半生不熟」味道不佳也；而一個人款待得周不周到、熱不熱情，決定了她/他有沒有人情「味」；這是「攝食」面。「吐」苦水、「發洩」情緒則要找親朋好友，這是「排泄」面(在西方這是心理健康的問題，該找心理醫師的)。

講到這裡，我要點明的是：中華式的政治(權力)結構，正是在此種互相「體」諒、「體」會、親「躬」的追求下搭建起來的；因而支配者的身分必須是愛民如「子」的「父母」官，而整個政治關心的層面則基於「民以『食』為天」，致力於孟子所謂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者老子所謂的「治大國如烹小鮮」、「虛其心、實其腹」，或者莊子所謂的「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此種著重飲食身家的「政治」理論，恰恰與西方契約論為解決一群個人自行發展、適者生存(華人的說法是「弱肉強食」，還是吃)所帶來的無秩序大異其趣。實際上，民主政治引進漢土後，如果有什麼「水土不服」，原因大概便出在於強中國的「子」民去當西方意義上的「公民」；我們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在歷史上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賦予的：完整的雅典公民權僅限於成年男性擁有(而女性則被視為與孩童等同)，羅馬帝國的公民權也是逐漸及於羅馬城之外的(絕大多數「義大利人」的羅馬公民權還是打了三年(公元前91-88)的同盟者戰爭(social war；social是從拉丁文的socii來的，有譯為「社會戰爭」，誤)才取得的)，而近代各國婦女運動為爭取投票權，種種事蹟，更不待言。總而言之，參與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成人的資格，而成年與否端視個人人格發展的程度如何──非常有趣的是，法律上所謂的人格攻擊(personally attack)，在中文裡卻譯成了人「身」攻擊──可見得中國式的政治智慧，總是明哲保「身」用的；而支配者若為被統治者著想，則不外乎要求其「子」民的人格發展維持在兒童的階段，換言之，停留在早期的「口腔期」、「肛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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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政治[1]

若採取「政治為權力的運作，而權力乃藉由人際關係的管道來傳遞」的觀點來看政治，則討論華人的政治文化，理當從華人社會藉以維繫的人倫關係為討論的起點。

華人傳統中的人際關係可以一個符號「仁」來說明；此種「仁」的關係就字面的意義解，是以「二人」之間為關注的焦點，而被統括以「五倫」稱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基本上是以一對一的關係為基礎)；這不同於印度的種姓階序，也不同於歐洲從中世紀殘留至今的階級概念。至於指導此種「二人」關係的思想為何？可以儒宗「至聖」的一席話來概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就是所謂的「恕」道。此種「恕」道，著重的是將心比心，「體」會、「體」諒此關係中的對方(也因此，道歉時必須說「對」不起或「對」不住；蓋此種關係是一對一的「仁」的關係是也)，以此種得「體」的方式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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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10]


John Tomson所攝的滿州弓箭手；約1865年左右。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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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9]

熟悉明代戰史的人對於明末的勇將悍將想必不陌生：世宗朝，北邊以馬永、梁震、王效、周效文四人並稱，這批將領往往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如《明史》寫梁震，謂「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強命中，數先登」、「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素畜健兒五百人」、「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他死後「邊將猶頗得其力」於這批「健兒」。又如周尚文，《明史》稱「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頗有李廣遺風，「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眾。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

此四人還是不太有名者。世宗朝至萬曆朝，南方則有劉顯、戚繼光、俞大猷諸將；三人之中以劉顯勇名最著，《明史》考證引《識大錄》寫劉「顯身不滿七尺，不冑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如小丈夫。即(及)遇敵提刀，騰蹻超踊，見刀不見身，軍中稱神人」，所以「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也就不足為奇。其他如俞大猷，雖未必以此稱雄，卻也是「從李良欽學劍」、「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親自擊斬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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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8]

當然，除了盔甲之外也須備妥武器才能上陣。《清會典事例》卷七百十〈兵部一六九．軍器一．給發軍器〉條中的記載是這樣的：

「順治五年題准：馬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撒袋一、弓一、箭四十、腰刀一。步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腰刀一。其步兵、弓箭兵，各給弓一、箭三十。長槍兵，各給長槍一。鳥槍兵，各給鳥槍一。直省兵丁器械照此例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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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7]

前文論述道地理環境對滿州軍事的影響，體現在戰術上對步兵的注重、城寨建設與攻防；注重此兩者的結果之一，便是對於士兵披甲的重視──一方面戰場的崎嶇限制了結陣的規模，使得能夠集團防禦的裝備(如防馬柵、戰車、盾牌)效用性減低；在攻城時緣梯登城，更是除了自身的盔甲之外再別無保護了。拙文〈薩爾滸〉已論證此役金兵的勝利應歸功於此等甚至能夠抵禦火器的厚甲，此處不贅；至於攻城之強調，可見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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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6]

在結束制度面的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為交代順治朝以後的變化，以突顯與釐清一些八旗軍事制度發展的傾向。這第一個傾向即八旗當中「營」編制的分化：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步軍」、「驍騎」、「護軍」與「前鋒」等分化，並指出此種區分所形成的「營」制為實際作戰的單位。如前所述，八旗制度的源始本為一種聯旗(邦)制。當「上三旗」(兩黃正白)逐步為「『天子』自將」，自原本平等的各旗當中抬高地位後，原本這三旗中的「護軍」也就跟著「雞犬升天」(？)，成了拱衛天子的「侍衛親軍」。這主要是因應政治而產生的變化。除此之外，如康熙朝設「火器營」(以備征準噶爾)，乾隆朝設「健銳營」(以大、小金川之役吃足土司所設置碉堡的苦頭，故以該役中精於雲梯先登的老兵為骨幹所組建而成)，咸豐朝設「神機營」(英法聯軍之役後設)，大抵則是因應軍事需求而設置的。

第二個傾向則是八旗駐防兵的設置。在清入關之前已有些許駐防部隊，即前文中有所謂的「步」、「騎」、「守」、「哨」之分、「外城守兵」等。不過此等駐防兵在入關前清軍的總軍事實力當中所佔的比例大概不大──起碼要小於入關後各地區的駐防八旗。這些兵力大約在兩、三千人左右所編成的一或兩營之間，在入關之後隨著拓地漸廣而設，掌控著綠營督(總督)、撫(巡撫)、提(提督)、鎮(總兵)星羅棋布之間的戰略要地，由八旗的都統或將軍所統帥，分庭抗禮。其詳細的資料可見於《清史稿》〈兵志〉，此不具錄。要之，入關前後的八旗有中央地方之分，與此前實力較集中於中央的八旗不同；在考慮順治朝以後戰爭的八旗實應該注意此種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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