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談談樂生 昨晚同寢的室友冷不防劈頭下來一句話：「原來你(曾)是Warfare版的版主喔？」 照我以前的習慣我一定要愣頭愣腦擺出一副不知如何推託的模樣；這也就是說當時我的表現大異於平常的意思：那時我差不多是一聲也沒吭，因為諷刺的是，由於以樂生這個議題為表面並引起的、底下潛藏著的那個巨大的價值觀、文化結構的衝突，僅僅不到兩天前我已決定不再在該版發表任何文字。 然後我想到也不過是前陣子沒多久網聚時，徐兄波普分享的大陸旅遊經驗：北京孔廟前，那片一塊塊原本刻著十三經、卻在文革時一塊塊被磨平的碑林；徐兄說：「我看了眼淚都快掉下來。」 很久以前我就有這樣的認識：那些以中國文化為號招的統派人士，他們的文化素質必定是良莠不齊、乃至於絕大部分只是沉浸在國族的想像中而不自知，也不能認識其文化真正的價值的。當然，國族想像的建構也可以奠基在文化符碼的再詮釋上，可以藉由這種詮釋，在新的社會結構中既繼承了舊的權威，也產生了新的力量。國族的建構本身若是立基於針對殖民者的反動，也不必質疑其本身的正當性。我想說的只是：此種正義，與保存文化的正義，根本上是無關的。我想，當有一天國家與文化變成一個二種選項不能複選的選擇題時，文革大概會再來一次吧。 中國的文化(但精確一點來說，這裡用的這個辭若要翻成英文，應譯為文明)或許要依託在國家的庇護下，如果不是化身為一份份文字影像躺在某個研究室的檔案櫃裡。但是中國文化最為輝煌的時代，那些代表性的符號並非依附於中國的政治存在，而更像是被當作一種普遍價值般散播出去：就好比儒學從來就不僅僅是為了指導明清皇朝的政治而被壟斷；儒學在朝鮮與越南、甚至日本，都有他們的分支和代表性儒者。至於那些非政治性的符號，那就散播的更廣了：18世紀取巴洛可而代之以洛可可的藝術風格轉變，便有中國工藝品影響的痕跡；非洲東岸過去為阿拉伯商人所居留、通行斯瓦希利語的地區，處理陶瓷器與宋元古錢是考古發堀中的例行公事。在伊斯蘭文明的眼中，中國從來是精緻文化的代稱；有一位伊斯蘭聖哲用了這樣一個譬喻：「有一個中國畫匠和一個希臘畫匠：中國畫匠一筆一畫的在牆上勾勒出他的作品，而那個希臘畫匠則是專心一致的將壁面磨平；兩人的作品都完成了，中國人的大作原封不動的映照在希臘人的鏡面中」。這個譬喻是在說明人類認知這世界的可能性：一個伊斯蘭聖哲可以盡力磨光他的鏡子，好映出真神所創造出的這個世界的原貌。(這個故事我記得不明確，或許有很大謬誤) 離題有點遠了。我無非是想說明今天中華文化積弱不振的現實，以及這個現實在民族主義的掩蓋下不得重視的現實；我常和朋友說中國的復興和強大越來越是一個假問題，只要中國為了其自身的強大在內涵上越為西化，將來會是除了「中國」這個代號之外什麼都不剩下。這是道地的名存實亡。當然這只是一種抽象的推演而已，畢竟人們最注重的，或者說因為個人的才識學歷所限，人念茲在茲的將是文化中那些可以文字符號指涉的部分；至於潛藏在所有人行為中一致的傾向，或許會不間斷的自我複製下去。就這點而言，或許我們也可以樂觀一點，只要中國的社會還存在，人際間的互動必然保留下一套模式，即使那隱而不顯；但我悲觀的是，萬一那是連化為符號都不值得的鄙陋存在，那將只夠得上心理學家惡趣味研究用的題材，除此之外怕是不值一提的了，就好比隨地吐痰或檳榔渣，以及大庭廣眾下搓皮癬、挖鼻孔、咬手指之類欠缺忍耐或者自制力的表現。 然而到此為止，我們討論到的還不過是作為抽象的認同標誌的國家而已；這個國家若不存在於國民心中，將無所施其力。但在關於樂生的這個事件中，我們見到的國家則是一個具體的存在，而且具體表現在一個不為任何其下的社會制約、相反的足以強勢的制約其下的社會的、這樣的「國家」。此種權力運作的方向並非毫無其他引導的可能，但當其施展時總是帶有如此強制性的面貌與力道，以至於所有人總是企圖擁有這項權柄而非與之抗衡。 誠如許多人所說，要是捷運新莊線的調度機場選在樂生院址的錯誤一開始就被糾正的話，就不會搞到捷運通車與古蹟保存兩難二選一的問題。而今天政府能做的，恐怕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此而已。不過，我們不是政府機關，也非公務人員(我的話，或許暫時要算是)；當然我們和漢生病友也是一點關係也沒有，既然他們如同鬼魅般的(遭到隔離而)從這世上消失，(因病而)形容銷毀到新莊市公所不願替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換發身份證的程度。新莊人或許會將交通堵塞的鬱悶發洩在因為樂生事件而延期的捷運工程上(儘管，在支持樂生的那一方則是信誓旦旦的表明工程未延緩、或者新的院區保留方案僅會延長工期四個月)，但為了我自己的理由，最起碼程度的聲援樂生，才不愧於我自己的學問。 人類學家因為他們的蒐奇癖，常常會將田野調查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看起來慎重其事、卻不知道究竟有何直接效果的行動上；這時候這種東西被籠統的稱為儀式。其實在人類學自我學術反省的潮流中，已經漸漸認識到那些被歸為「儀式」的行動，其實意味著觀察者的身分是一個「旁觀」的、「他者」的事實；而這個事實之所以能反映出來，既因為這些「儀式」逐漸為積累起來的研究揭發其意義而不再顯得空洞，另一方面也因為這些「他者」逐漸發現，他們有意識的行動在異文化中也被當成了無意義的行為。我們現在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被怎麼了解，端視人們賦予它什麼意義而定；它不被了解，因為人們並未賦予它意義。 在樂生的事件中，我想大部分人都因為不關心而不了解，而感到此事件無絲毫意義。有另一些人站到了保存樂生的對立面，而在這些人看來，其意義無非是政府自身的威信，或者新莊數十萬人口的交通權益。當然，這些反對行動背後的動機、以及其被賦予的意義恐怕不是能這樣被概括的，儘管它們可能不像支持的另一邊一樣經常用時髦或難以索解的學術語彙給包裝起來──這些人能有志一同或許是一種奇蹟，因為他們的專業理由所支撐起的行動可能有礙他們溝通。但這都無所謂。一個有見地的知識份子必然要承受一種折磨，那就是他的不為無見要因為他人的無見，而使別人見不到他；他必然要處在社會邊緣無法溝通的位子上，除非他的意見以及行動逐漸也將他人社會化，成為社會的一部分。但他能強迫進行這樣一個過程嗎？我一直想起國府強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後造成的身邊隨處可見的反效果。他能做的不過就是表達其立場而已；即使他可能也能理解反方的立場。 因為這個原因，支持樂生，並不會因為它可能終究會被拆掉、漢生病友遭迫遷而失去其意義；這項行動的意義可以不被了解，但如果它不行動，它連被了解的可能也沒有。它將在外人的眼中被視為一種儀式(或者說作秀)，可是，或許有朝一日其意義將彰顯出來，就和那些與它站到反方的那些行動一樣表達其存在的價值。 以前我常常想不通為何像文天祥、史可法這樣的人物會被史家所稱頌，尤其是與岳飛或者鄭成功這些打起仗來漂亮得多的英雄人物；相較之下他們連悲劇英雄都算不上，因為連勉強算得上是英雄表現的都虛弱得很。可是我後來慢慢明白一點：影響勝負成敗的是純粹的權力，而非什麼任何其他價值或真理；這樣說或許對於期許正義必勝的人士有點失望，但這條定律的另一面是：權力也無法把價值或真理扭轉或消滅，它只能決定勝負，只能讓持著某種真理或某項價值的人成功或失敗；而價值之所以為價值，真理之所以為真理，不是權力能左右得了的。正如伽利略在教會脅迫下按著聖經發誓不再宣揚地動邪說，心理卻很明白真理不會因此改變那般；又或者像V For Vendetta這部作品裡頭那名句所說的一樣：”Ideas are BULLET-PROOF. ” 行動可以不計成敗，只要價值能夠彰顯。 最後我談一談我想維護的價值吧。我覺得古蹟本身物質的維護確實很重要(而且還是門技術性很不低的學問)，我也很明白意識到古蹟的活化與人的活動、文化的保存在最近逐漸成為主流價值的浪潮。但我想的其實是一個歷史研究者在為人作傳時心裡想的問題：人的生命(物質)是有限的，因而我們總想留一些什麼下來，在物質的生命消滅之後繼續存在；這是一篇人物傳記的價值所在。我在翻閱這些人的傳記時往往有這種感慨：這些人生前也有不少事跡，一但死後千數百年，除了好古癖的人之外再沒有人知道他們。這或許還是好的，因為他們還有不少事蹟可以流傳；我看到的更多是某甲某乙連姓名都沒有、甚至只知道是乞丐妓女的、或者只是罵賊殉節這樣一行字就能解決的事蹟，被淹沒在在一頁書裡一長排沒分段分標的名單中。當我越來越清楚這些人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為人所知時，我也越來越明白將來的歷史或以什麼方式來寫我一筆──可能真的就是那麼一筆而已。 我覺得這是一種變相的、想存活下來的焦慮；或許我還有時間爭取這種虛幻的「生存權」(就好像某教授嗆說一個人應該在他25歲以前寫出他第一本著作)，說不準。但我可以肯定那些被人隔離(監禁)了一輩子、有些根本來不及迎接屬於他們的遲到的正義(這意思是說：痲瘋病早被證實不會傳染，給人隔離心酸的)、垂垂老矣、甚至臨終之際也得不到尊重乃至於關懷的老人家，他們對於自己的人生該有一股惡氣要發，可不是死了就算了──學術的語言可以將這股惡氣包裝的更漂亮，但在我覺得，這樣做更像是強打起精神，要將一輩子的悲劇張力集結在最後一幕，演出從未有過的魄力與感動。 我覺得我不只是該給他們寫一筆而已。 順便；台媒之爛我詬病很久了，樂生不過冰山一角；趁這機會表達一下我對台媒的鄙視好了。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