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大陸的地緣政治,1500-1700[8]

譯自Jos Gommans, 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high roads to empire, 1500-1700(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pp.23 - 37。原標題為Nuclear zone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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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迦罕(Shah Jahan)的這些懲罰性作戰之一是在1635年對付邦德克罕(Bundelkhand)的統治者主哈兒.辛.邦德勒(Jujhar Singh Bundela),後者正是位於邊緣地帶的國家之一,西北方連接著燥地,南方則是潮濕濃密的岡多瓦那(Gondwana)森林。蒙兀兒騎兵從這個國家的首都歐爾洽(Orchha)出動,追擊主哈兒.辛,一路跟進鄰近國家常達(Chanda)的密林中;在那主哈兒.辛被一群貢德(Gond)人刺殺。然而,更重要的是蒙兀兒人逮著了機會,從常達羅闍(raja)那勒索了一大筆錢和象隻;在歐爾洽搶空了邦德勒的國庫;以及,明顯的是因為一時的宗教狂熱,將當地的寺廟夷為平地。

很清楚地,這類的蒙兀兒掠奪,目的不在於在這些邊緣地區建立穩固的蒙兀兒統治,而是單純的搶錢。在這些例子中的大部分裡,當地的統治者與人民暫時性地離開他們的村莊田園,在鄰近的森林中尋求掩蔽。在其他時候,例如1655-6年深入位於喜馬拉雅嘎爾華(Garhwal)的作戰,羅闍承認蒙兀兒為其宗主國,同意上呈貢物並把兒子送進帝國宮廷做人質。但最終所有的這些統治者都明白,在蒙兀兒人飢渴地奪取財物和大象之後,他們不能在原地站定崗位,而是趕緊離開,取得新鮮的補給與牧草。

從某個角度來說,蒙兀兒朝向東北方的擴張,面向柯茨(Koch)、比哈爾(Bihar)、康魯普(Kamrup)與阿薩姆(Assam)等,是另一些將目標鎖定在短期利益上的例子,諸如補獵大象、以及讓這些地方重新開始另一波由貧困到富有的循環。這些作戰俐落地沿著喀拉透雅(Karatoya)和布拉馬普特拉(Brahmaputra)河的水平限制而進;不過,就像蒙兀兒人在1633年所經驗到的,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上,這些季節性的、被限制住的探險活動經不起長期的作戰,尤其是在當地那樣的氣候下;據當事人所言,「土著覺得怡人,但對外人來說那應該歸類為瘴氣」。

最後,喀什米爾的例子看來是個有趣的例外。雖然很明顯的處於喜馬拉雅的的邊緣,當地漸漸地傾向於完全與帝國融為一體。每次當蒙兀兒皇帝決定進入這些山區谷地時,總是不顧大部分將領的忠告,後者的理由是該地離帝國的軸心太遠了,進入那裡得將一大票士兵丟在腦後的印度斯坦平原上。1588年阿克巴(Akbar)征服當地之後,該地之所以能夠輕鬆的為一小支蒙兀兒部隊控制住,要歸功於當地平坦的地形和怡人的氣候。的確,蒙兀兒之所以與該地扯上關係,常常是因為那裡是油盡燈枯的皇帝們在前現代的休閒與養生場所。但除了這些個人得多的理由之外,我們不該忘了,當地的披肩貿易給喀什米爾谷地帶來的可觀的貿易量,前者與拉達克(Ladakh)和西藏西部的牧地密切相關。為了維護喀什米爾對西藏羊毛披肩貿易的壟斷,對抗擴張中的準噶爾(Dzungar)帝國,蒙兀兒人甚至為了這塊幾乎真空的喜馬拉雅高原發動戰爭。1683年,西藏取得了喀什米爾,交換條件則是喀什米爾羊毛披肩的繼續壟斷。蒙兀兒─西藏戰爭應該提醒了我們那個事實,就是即使是喜馬拉雅也未必是蒙兀兒軍隊所不能穿透的。當然,這些進入山區的作戰,像是喀什米爾(1561、1585、1588)、嘎爾華(1635、1656)、伯爾蒂斯坦(Baltistan,1637)、拉達克與西藏(1679-84)呈現給了軍事史家蒙兀兒後勤的傑作──侵攻的一方得帶齊作戰所需的給養,在兩到三個月內穿越仍可通行的隘道並結束作戰。它們也表明,東喜馬拉雅給蒙兀兒軍隊畫下的自然疆界,靠的主要不是高聳的地貌,而是潮濕的氣候與山腳濃密的植被。但是,即使是這些有害人體健康的森林地帶也非經常固定不變的,而是持續的變遷中;雖然它們總是不如乾燥的、帝國的內部邊疆那樣適合機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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