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大陸的地緣政治,1500-1700[2]

譯自Jos Gommans, 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high roads to empire, 1500-1700(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pp.23 - 37。原標題為Nuclear zone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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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與印度斯坦(Hindustan)的聯繫要緊密得多,喀布爾更多的是作為印度與中亞的接觸面。前面固然已談過,此地在印度的季風氣候區內,不過哪裡也能體驗到來自中亞的帕爾萬(Parwan)風。據伯布爾(Babur)所言,喀布爾的溫和氣候甚至勝過其他已算天候良好的大都會,包括大不里士(Tabriz)和撒馬爾罕(Samarkand)。的確,喀布爾既非圖巒(Turan,即中亞)也非印度,但是是兩者的綜合:

「鄰接的區域既有溫暖的氣候也有寒冷的氣候。在一天的腳程中,可以從喀布爾抵達從未下雪的地方。不過在兩小時內,一個人可以走到那裡不曾融雪之處──除非那種所有地方雪都溶化的少見酷暑。光是喀布爾本身,不論是熱帶抑或寒冷天候的水果都很豐富,而且就在近郊。」

這種短距離內的極端差異,伯布爾也曾在喀布爾往印度斯坦途中的南噶訶(Nangarhar)注意過:

「當我們到達南噶訶時,展現於面前的是一個新世界──不一樣的植物、不一樣的樹木、不一樣的飛禽和動物、不一樣的人群和部族、不一樣的習慣和禮俗。這很令人震驚,真的很令人震驚。」

雖然伯布爾以為喀布爾已經位於阡陌田野之中,他同時也吹噓道那裡有著與戰馬一樣優良的牧草地。的確,從軍事的角度來看,正是臕肥戰馬的供應,使得喀布爾的掌握對蒙兀兒人如此重要。在夏季的大約兩個月裡,喀布爾北方接近帕爾萬的牧地就擔當起養肥這些馬匹的任務,後者正在牠們起自土耳其斯坦(Turkistan)、迄於印度斯坦的漫漫長路上。但,除了供應戰馬之外,喀布爾還是印度與中亞間貿易的中繼站;而在較低的程度上又是印度與伊朗貿易的中點站。它又不僅僅是商業的中心,同時又是金融的中心,在那裡可以兌現印度的匯票。結果是,具有農業、畜牧、商業功能的喀布爾地區一次又一次的使其成為建立印度帝國的跳板。

雖然伯布爾和胡莫元(Humayun)藉著喀布爾贏得許多家業,還是直到後者的兒子阿克巴(Akbar)在位時,憑著進一步往次大陸深處擴張極限,才穩固的紮根於印度。在他統治期間,阿克巴將首都從阿格拉(Agra,1556-71)遷往法特普.錫克利(Fatehpur Sikri,1571-85)的新都,遷往拉合爾(Lahore,1585-98),然後又遷回阿格拉(1598-1605)。除開這些多多少少固定的首都,阿克巴持續地將其軍營從一處遷往另一處,但大多保持在阿格拉─阿揭摩(Ajmer)─拉合爾的戰略三角內,取決於其擴張的焦點:阿格拉東瞰比哈爾(Bihar)與孟加拉(Bengal),阿揭摩西望古加拉特(Gujarat),而拉合爾朝北監視著喀布爾。在三角中間的則是德里,注定要在沙迦罕(Shah Jahan)之後成為帝國的中心。就如我們所經見的,此區域多多少少與古代的中心中印度(Madhyadesha)重疊,後者正位於南(dakshina-)北印度(Uttarapath)的十字路口之間。在傳統上,其重要性源生於恆河(Ganges)與阿姆那(Yamuna)河沿岸、那豐饒的土地農產。儘管在其西方不遠處便是廣闊的荒野。錫瓦利克(siwalik)山脈以南、連接印度河(Indus)與阿姆那─恆河水系的這塊地區仍然被稱作「莽林鄉」(Jangal Desh,Jungle Country);而儘管較不適宜定居農耕,對游牧民和來自東北的侵略部隊而言卻是重要的飼草地。打個比方,在蘇爾台揭(sutlej)河左近、所謂的勒噶(Lakhi)莽原後來發展成了印度最優良的馬匹養殖場,多虧了侵略軍隊接連不斷的將土耳其馬匹帶進此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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