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圖曼帝國的軍事機構[4]

譯自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1977, pp.1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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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圖曼帝國的軍事行動與組織

鄂圖曼帝國倚仗一個組織良好的間諜系統來策畫他們的軍事行動。過去的進兵路線則提供了戰略模範,即便有時候這個模範的使用已有一世紀之久。地理因素決定了主要的基地和進軍路線。在安那托利亞,埃爾茲倫(Erzurum)──從伊斯坦堡經由黑海或者陸路經過迪亞爾貝基爾(Diyarbekir)──是向北進入高加索(Caucasus),或者向東進入伊朗(Iran)與亞塞拜然(Azerbaijan)遂行軍事行動的主要基地。迪亞爾貝基爾與凡(Van),偶而也有摩蘇爾(Mosul)或阿勒坡(Aleppo),是進入敘利亞(Syria)與亞塞拜然的基地。北方越過狄尼坡(Dnieper)和狄尼斯特(Dniester)河的軍事行動則以多瑙河流域的城堡為基地,包括歐洽可夫(Ochakov)、基爾布倫(Kilburun)、阿卡爾曼(Akkerman)、尤其重要的是奇力拉(Kilia);而伊斯邁爾(Ismail)、伊布萊爾(Ibrail)、斯利垂亞(Silistria)、盧斯邱克(Ruschuk)則作為攻擊發起的基地。軍事行動主要沿著多瑙河的中游行進,從伊斯坦堡出發到埃狄爾內(Edirne),穿越巴爾幹山地、經過菲里貝(Filibe)和索非亞(Sofia)到尼什(Nish),然後沿著摩拉瓦(Morava)河谷抵達貝爾格勒(Belgrade)。穿過多瑙河即匈牙利(Hungary)和提爾查(Tirza)河谷,提供了抵達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的路徑,而不必從瓦拉基亞穿越喀爾巴阡(Carpathian)山。薩瓦(Sava)和德拉瓦(Drava)河提供了抵達波士尼亞(Bosnia)的方便通道,從那裡鄂圖曼軍隊可以穿越山間河谷,進入蒙特尼哥羅(Montenegro)、赫塞哥維那(Herzagovina)、達爾馬提亞(Dalmatia)與亞德利亞海的沿岸地區(Adriastic coast)。最後,薩隆尼加(Salonica)是進入希臘(Greece)與阿爾巴尼亞(Albania)的主要基地。


埃爾茲倫(Erzurum)、迪亞爾貝基爾(Diyarbekir)、凡(Van)、摩蘇爾(Mosul)、阿勒坡(Aleppo)位置圖。圖改自此

歐洽可夫(Ochakov)、基爾布倫(Kilburun)、阿卡爾曼(Akkerman)、奇力拉(Kilia)位置圖。圖改自此

伊斯邁爾(Ismail)、斯利垂亞(Silistria)、盧斯邱克(Ruschuk)位置圖。

埃狄爾內(Edirne)、菲里貝(Filibe)、索非亞(Sofia)、尼什(Nish)、貝爾格勒(Belgrade)、薩隆尼加(Salonica)位置圖。以上兩圖改自此

一部分是因為其軍隊的封建性質,以及蘇丹和其常備部隊必須定期回到伊斯坦堡的緣故,再加上冬季惡劣的道路狀況,軍事行動主要在四月到九月間進行,而軍隊則在冬季解散。次一階段的軍事行動在軍隊解散後的十月與十一月立即開始計畫。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即使「提馬爾」領主還在返鄉收稅和補給──便下達命令給他們,集合準備接下來四月的軍事行動。通常整個軍隊不可能在七月初集合完畢,所以軍事行動得要在整個八月與九月展開;而冬季的來臨與糧秣的減少,最終迫使軍隊在十月還不會太晚之前撤退和解散。這種情況使得鄂圖曼蘇丹明顯的不可能在一年內將戰場擴展到匈牙利北部或安那托利亞東部。

軍事行動的準備需要徵集大量的補給和戰爭物資,尤其困難的是人員和役畜的糧秣。成群的牛羊和整個軍隊一起行動;在行軍沿線的農人也提供牲畜、穀物與其他食物,有時候會得到償付。雖然政府通常不管理農業與貿易,但的確鼓勵沿著主要行軍路線的榖米栽培,所以至少有即時的備用。在盧末利特別徵集公牛和水牛拉車或拖曳火砲,而來自多瑙河下游的騾和曳馬,以及安那托利亞和肥沃月灣的駱駝也用於較輕的負載。

軍事行動都有一個隆重的發起儀式。兩具蘇丹的「六條馬尾」,或者一具首相的「三條馬尾」(假如他負責這場軍事行動的話)置於伊斯坦堡宮殿的首要宮廷,暗示軍事行動正在準備當中。然後這些馬尾會在大軍到來的前一天提前送到其經過的地方;伊斯坦堡郊區的達夫特.帕夏(Davut Pasha)是前進歐洲大軍的第一個夜宿營區,而博斯普魯斯(Bosporus)海峽對岸的于斯魁達爾(Üsküdar)則是前往安那托利亞的同樣營區。從伊斯坦堡出發的軍隊還經過一場「加工」──各式各樣的工匠行會(guild)派出代表他們的服務人員,提供他們的技術支援,與軍隊做生意。接下來是由蘇丹或首相率領的「新軍」、其他部隊與統治集團的成員,他們在出發前還舉行一場位於伊斯坦堡的告別儀式。蘇丹、首相與重要的軍官,按照慣例是與軍隊一起行動的,隨帶著他們的家人、財物和私屬。代理人(kaimakam,substitute)留在伊斯坦堡代理他們的職務。在蘇勒曼統治時期,這個慣例整個顛倒,代理人隨軍行動,而重要官員則留在伊斯坦堡。

軍隊行經的道路極重視保養。命令提早送到以便修理橋樑或道路;一連串的石子與木樁設置在不常經過的道路作路標。整個16世紀,蘇丹維持著部隊行軍時的嚴格紀律,懲處路上任何損毀他人財物的士兵,並賠償所有的損失。軍隊的組成包括「阿克尼濟」、「德里」、「約呂克」等前進部隊,負責整備道路;前衛是由「查爾哈者巴什」(Çarhacıbashı)領導的特別騎兵;「新軍」步兵和其他部隊;蘇丹和其他官員;以及最後負責兩翼和後衛的封建騎兵。

行軍通常從早晨的前幾個小時開始,直到大約中午時分,當營地已建好時。在營地的中央是蘇丹及其隨員、統治階級其他重要成員的營帳,周圍環繞著「新軍」和其他宮廷部隊,組成核心兵力。再外圍是各省的封建武力和各省總督或軍事首長率領的其他常備兵。紀律非常嚴明;士兵嚴禁飲酒,且必須時常盥洗以維持整潔,全軍且保持安靜──一切狀況都與存在於其基督教敵人軍隊中的絕然相反。

在戰場上,「新軍」和其他宮廷衛隊部署在蘇丹和首相周圍,組成鄂圖曼戰陣的樞軸,雖然在數量上他們遠少於其他部隊。他們被戰壕保護,又由車輛和火砲環繞起來;而「希柏伊」騎兵則保護側翼,當敵人試圖逼近中央時包圍或者奇襲敵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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