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衣索匹亞簡史[6]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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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與18世紀(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帝國在18和19世紀的選擇比Sarsa Dengel及其前任要少得多。Susenyos(1607-32)的新措施是將Oromo人整合進東方邊境的帝國戍衛隊(chewa),糧餉從Tigre與Amhara當地的農民中徵收。在某個意義上這等於承認Oromo人佔據當地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他又使得長期定居的Oromo人必須為了他們的利益阻止其他的侵略者。這是帝國長久以來面對蠻族侵略的權宜之計。這也就是說一部分的Oromo人「Amhara人化」和基督教化,但代價是沒有人曉得他們該如何分別,如何提防。

面對東方、南方大塊領土的蠻族化(alienation)和舊帝國中心地帶Shoa、Lasta、Angot與Tigre接連不斷的動亂,19世紀的諸皇帝們很自然的將注意力逐漸集中於西方和北方。那裡並非基督教帝國的固有領土,那裡的人民是講Cush語的Agau人。在16世紀以前基督教帝國大多是跳過這些領土,只有在東方邊境上偶爾蠶食。Sarsa Dengel在位時經常性的掠奪這個地方,而Susenyos和Fasiladas(1632-67)進一步在此建都,先是Dunqaz,然後是Enfraz,最後是Gondar。基督教國王與Amhara的貴族與教士間的關係逐漸淡薄,皇室變成由Agau奴隸來侍奉,由Oromo傭兵來保衛。在這種狀況下Susenyos開始培養與葡萄牙耶穌會教士間的友誼。他們在1557年來到這裡,並且可能是他們使得國王相信在基督教西方的幫助下他能重建他的權威。Susenyos在1612年宣告自己改宗羅馬天主教。10年後,在某個狂熱的主教建議下,他將羅馬天主教定為國教;大部分人民都反對他,紛紛揭竿而起。在接下來的10多年間Susenyos成功的擊潰所有的叛變,但在1632年,當他與自己的兒子和繼承人Fasiladas經過某個曾經激烈交戰的戰場時,Fasiladas指著那些斷肢殘臂說道「他們都曾經是您忠誠的子民。」皇帝的自信失落了好多天,心碎之餘將皇位傳給他的兒子。Fasiladas重新恢復傳統的Monophysite信仰並將耶穌會士驅逐出境。這些耶穌會士後來成為衣索匹亞的傳奇故事,以「西來之狼」(the wolves from the west)聞名。


Fasiladas建於Gondar的城堡。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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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的Oromo人已經不再垂涎土地,擴張的發條已經鬆懈。他們原本的特色在那十字型的、適合他們游牧生活的地區特別顯著,在這個區域內他們的文化最強勢。在這個地區之外Oromo群體在廣大的範圍內實行軍事控制,以領主(overlord)的身分統治他的下屬;然而在文化上卻被他們的臣民給同化。基督教王國現在幾乎已被限制在西北一隅,而Oromo人在那裡則是封建軍頭,雖然代價是文化上的融合;在西北方Harar週遭的伊斯蘭社群Oromo人取得類似的地位。在東南方Oromo人的故鄉Bali山區,他們都還保持原本的習慣信仰,包括以年齡為區分的gada系統。在西南角,Oromo人統治了大部分的Sidama地區,經由Harar到Zelia進行貿易;在這種接觸中他們的信仰逐漸伊斯蘭化。

在這整個期間基督教王國變的越來越像其之前的影子,領土越來越侷限於Gondor週遭的地區。然而軍事行動仍然繼續,目標指向北方定都於Sinnar的Funj蘇丹國,Fazoli南北附近的黃金產區。王國的主要貿易路線北抵Massawa,現在在顎圖曼帝國手中。有很長一段時間帝國處於政府和軍事上的混亂狀態,大有裨益於無所不在的Oromo人。根據最近的報告,到了18世紀中期衣索匹亞的統治者有一半Oromo人的血緣,而士兵和官僚全為Oromo人。Oromo與甚至取代了Amharic語,成為宮廷中的日常語言。1769到1885年間的這段時期被衣索匹亞史學家稱為Zamana Masafent,聖經中的「最後審判」(Judge)時代,用來區分它之前的「列王」(Kings)時代。這段期間地區的自主性逐漸建立。只有基督教會維持廣泛的控制,掌握那些只在名義上效忠於Gondor王朝的中央高地區域。近代的衣索匹亞帝國最後是由Tigre和Shoa當地的基督教貴族來建立。

而在同時伊斯蘭教則繼續其緩慢但毫不猶豫的擴張,傳播於基督教高原週遭的游牧民。這當中最重要的或許是居於東方高地與印度洋岸間大草原上的索馬利人。在索馬利人的歷史傳統中每個部族都認為自己是漂洋過海的阿拉伯後裔,而證據就是索馬利人由北往南的大規模遷徙。實際上,他們的族群認同來自於牧民之間在廣闊一致地貌上的通婚與遷移,而這個語言與習俗的大融合過程並未伴隨著中央集權的發展。伊斯蘭信仰最初立足於北海岸的港口,當地的商賈在亞登(Aden)灣的兩岸往來貿易,買賣牲口、奴隸、沒藥脂(resins of myrrh)和收集於Berbera與Hargeisa間植被稀疏的丘陵上所採集的乳香。稍遲在九至十世紀,穆斯林的貿易社群在印度洋沿岸發展出散佈區域廣泛的一連串海口,著名的包括Ras Hafun、Mogadishu、Merca及Kismayu;在這些港口南方的索馬利人帶來他們的物產做生意。至遲至13世紀,Mogadishu座落著一個蘇丹國、週五的石建清真寺、教士其他聖者(holy men)執導的學校,毫無疑問的其中一些成員跟著他們的野蠻訪客深入內地。索馬利人的西邊盡頭與定居的Oromo人接界,順著Mogadishu與Kismayu間的Webi Sgebele河很容易的就能抵達Oromo人在東邊高原的異教中心。很有可能在18世紀伊斯蘭教就是藉由這條路徑與Borona人接觸,後者正由地塹西邊的Sidama地區遷移出來。在19世紀期間伊斯蘭教將傳播到埃及屬蘇丹(Egyptian Sudan),由此完成對基督教中心地區的圍堵。在這種困境下少有人認為基督教有可能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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