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笑話


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差別在於兩者的研究對象:穿褲子和沒褲子。


英國社會人類學的開山祖、確立以「參與式觀察」命名的長期研究法的馬凌諾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Trobriand群島作研究時,充分發揮「入太廟每事問」的精神,常問得當地人不勝其煩;一來問得頻繁,二來問的多是當地人習以為常的瑣事,被目為缺乏「常識」。當地的歐洲殖民者對他種種讓西方人丟臉的「愚行」也很感冒,私下叫他作「人類愚蠢學家」(Anthrofoologist)。


美國人類學研究的大宗(當然)是印地安人。由於人類學者進出頻繁,Navajo印地安人會這樣和別人介紹自己的民族:「我們家庭的成員包括一個母親(他們是母系社會)、一個父親、一群子女和一個人類學家。」


Kroeber就是20世紀前半美國研究印地安人的有名人類學家之一。他的研究究竟有多大的知名度呢?據說某次他正在對某個印地安人作深度訪談時,發現那個印地安人每回答一個問題之前都要先回屋裡一趟。Kroeber忍不住問他頻頻回去是在幹嘛。原來那個印地安人怕「答錯」,每回答一個問題之前都先去翻閱某個人類學者的著作──Kroeber自己的著作。

Kroeber玉照。圖片來源

人與人之間的了解是多麼難;互相了解的機會是多麼渺茫;真正了解的是怎樣的微乎邈乎,神乎瞠乎,海內若存知己,天崖也算比鄰。身在同個文化的氛圍中已然如此,更何況是處處格格不入的異文化、次文化中。人類學家固然已發展出自己一套學術語言來融會貫通文化間的差別,可這樣一來學者間的溝通勉強放行了,死老百姓彼此之間的距離卻也從日常生活的難以理解升格到抽象世界的簡直不知如何理解了。這是搭起了理解的橋樑,但也是只容少數幾個聰慧加努力有成之人才得通過的窄橋;而,常常是上了橋之後,把橋兩端的黑暗大陸忘在腦後了,蓋橋人記得橋的艱辛,常忘了橋兩頭才是橋存在的目的,乃至於死守了橋不下去。

豈只人類學家如此呢。學者講政治,講公民社會;庶民講政治,講藍綠統獨。學者講經濟,講需求供給;庶民講經濟,講柴米油鹽。學者講歷史,講編戶齊民;庶民講歷史,講成王敗寇。學者講哲學,講樞軸時代;庶民講哲學,講爾虞我詐…一個人從決定作學術的那一刻起,學術的客觀掌握、超然物外就已經決定了什麼才是學術的,什麼不是;但返回學術的初衷,求的那個「真」──顯然有些東西在規矩的裁切下,實在也成了廢料。

無端發個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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