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戰鬥的藝術家們

前衛(avant-garde)這一詞至少有兩個使用的脈絡：首先它指涉的是在19世紀歷次革命的實驗中，組織逐漸發展成熟、理論趨於完善的政治集團中的精英；這類團體常以「黨」的名稱出現，但與保守或自由主義的黨派不同，在黨的組織上更加嚴密，行動富有紀律，思想上則由少數精英規劃指導。此類政黨始於共產黨的組織，爾後類似的政團也被其他國家學習模仿，孫中山聯俄容共後所改組的國民黨是其一例。儘管像李敖之類的自由派人士反對這類「剛性政黨」，但事實是，一時爆發出來的社會改革聲浪甚或革命，沒有接管政權的組織維持政府運作、保住革命成果，聲勢再浩大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廣被歐陸的1848年革命幾乎在爆發的地區將所有所在地的政權都推翻了，但新政權能維持超過一年的寥寥無幾；無獨有偶，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戰戰兢兢著計算著日子，最後終於放心：革命存在的時間已經超過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當然，這類政治團體並不只是消極的「接收」而已；它們是真正的，必要的時候不惜採取暴力手段，去鼓吹、推動其政治思想(雖然或許是烏脫邦)。在紀律的強調下，團體的核心是一小撮意志最堅定、思想最先進、全面掌握狀況的菁英份子，是所謂的革命先鋒。

另一個脈絡是用來指稱那些走在藝術開創最前鋒的人們；不用說，在藝術的「革命」上頭，他們是獨領風騷的一群。諸如「宣言」(manifesto)之類的政治號召，在20世紀初的藝術團體組成時往往是告與世人皆知不可或缺的一面，如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那般。雖然現代主義的藝術一般認為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然而如此這般革命的熱情往往並未將藝術家的創作限制在純粹的藝術上。與史達林治下配合國家宣傳的社會寫實主義不同，這些世人眼中的怪胎們所懷鬼胎般的怪作品，是對社會、政治、經濟等等不公的領域真正表達同情、發出怒吼，甚至想要提供解決辦法的。

好比說Vladimir Tatlin吧。除了他那著名的「第三國際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就非常前衛，中心的不同部分是各自隨著日、月、年的節奏旋轉的。然而俄國人正在紅白對抗，故而遲遲只有經費建造它的模型。Tatlin晚年則研究鳥的飛行，期望能夠發明如腳踏車一般僅憑人力推動的飛行器，普及於普羅大眾(當然，這也沒成功)。


「第三國際紀念碑」。圖片來源

另一面，威瑪共和下的德國則有新客觀派(New Objectivity)的George Grosz。在他的筆下，一次大戰中被擊敗、但那些禍首並沒有被鏟除的德國，如一般所譏諷者只是將德皇威廉換成了總統興登堡，底下仍然是政客、軍人、神棍、資本家大肆活動，而普通老百姓熱切於秩序，根本不支持憲政體制、理性的共和主義者寥寥可數之下的德國政治現況，成了〈社會的棟樑〉(The Pillars of Society)這幅畫的主題。若是去掉了軍人，或許也是台灣當今的寫照呢？等到納粹當權，Grosz自無地容身，潛身到美國當寓公去了。


〈社會的棟樑〉。圖片來源

另一個在資本家頭上動土的，則是墨西哥壁畫三傑之一的Diego Rivera。在他為美國洛克菲勒大樓製作壁畫〈人在十字路口上〉(Man at the Crossroads)時，洛可菲勒財團的首腦們越看越不對勁；在這幅描繪人們徬徨於科學、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主題裡頭，壁畫右面遊行的帶頭人物長得越來越像列寧──如此引起了宣然大波，報章雜誌競相攻擊壁畫裡出現了的冒犯資本主義的大敵。Rivera雖提議繪上林肯作「平衡」，其雇主只是付了他酬勞，將畫遮蔽了起來，在其支持者協議著將此幅畫轉移給紐約現代美術館的當兒，半夜裡洛可菲勒的工人們悄悄的提著斧頭將它鑿去了。


〈人在十字路口上〉。圖片來源

最後擺上最知名人物的大作好了。與Rivera一樣，畢卡索也加入了共產黨──在其祖國西班牙內戰之時，畢氏就已經站在了反佛朗哥的共和政府那邊，畫了譴責納粹德國轟炸一個西班牙小鎮的〈Guernica〉。在二次大戰前，儘管希特勒國社黨的勢力日漸抬頭，但以英法為首的國家對共產主義抱持著恐懼，決不肯援引蘇聯勢力去支持其東歐的盟友，寧願一味姑息；相較之下，雖然三心二意，共產勢力卻是真正在世界範圍內首先支援那些與日後所謂的軸心國對抗的人民──在西班牙，在中國。畢氏在二戰前夕入籍法共產黨，豈不是因為西方國家在面對侵略者時軟弱無力之故？日後雖然德蘇簽定互不侵犯條約，事實證明在歐陸上還是要靠俄國壓路機壓倒德國。


〈Guernica〉。圖片來源

諷刺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後雖然一掃許多國家內部的右翼黨派(因而只剩下二戰中立場曖昧的天主教，在二戰後成了許多國家最大宗的右翼勢力)，但這些昔時權貴很快又再度披掛上陣，為資本主義的馬前卒，去對抗戰後各國國內盛極一時的共產勢力。在義大利，美國就秘密扶植了一批前法西斯，在萬一義大利共黨當政的顧慮下，隨時準備奪權(所幸，這樣的情況並未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