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對論(culture relativism)與自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文化相對論是二十世紀初美國文化人類學界的招牌之一,並且通常以自族中心主義作為對比──或者坦白說,前者是用來批判後者的──在「多元化」與「尊重少數族群」的潮流沖激之下,從自身所屬文化出發去評判另一個文化觀點自然成為被評判的對象;文化相對論的主張裡頭,只有文化自身的標準能夠且有資格批評該文化。

這種主張對於十九世紀以來「文明」或者「進化」等概念自是一大反動,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是──在強調普世的價值,諸如「人權」之類時(英國人的文明統治宣布食人俗為非法,在新幾內亞島上的Mundugumor原住民因此少了一個自殺的選項──坐著獨木舟順流漂向敵對的食人部落)。然而它並非憑空誕生的;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歷史脈落中有跡可循。美國人類學界中此派的墊基者博厄斯(Franz Boas;雖說他被尊稱為美國人類學之父,其實在他之前即已出過Henry Morgan這樣享譽全球的人類學者──儘管Morgan所持的進化論觀點在當今被批判的一無是處)係德籍移民,在他的學說中也將德國學界裡對「文化」的重視給移植了過來──十九世紀的「文明」觀乃是法國思想界的傳統;在德語通行的地方(德國統一尚待擊敗法國的一八七一年之後)為與之抗衡,則強調「文化」的重要性。理有固然,為了日後民族統一鋪路,此時的「德國人」對「文化」的強調,自是為了對抗「文明」的普世性,進而強調民族內部文化固有的內在性與獨特性。諷刺的是這個源流其實同時孕育餵養這兩個(文化相對論與自族中心主義)今天看來互相矛盾的概念。在博厄斯起而號召、以及流行的印地安人文化注定消失(今天看來不確)的流行看法之下,美國的人類學界如火如荼的展開「以後可就沒機會」的印地安人民族志研究;可在德國本土,在希特勒上台後,反閃族主義與體質人類學中的異類優生學相結合,不但令當時的德國人類學界交了白卷,還助長了滅絕五百萬人的種族大屠殺。


博厄斯像。圖片來源

博厄斯之後,人類學「進化」觀點的研究取向再度自沉寂中復出;美國的「新進化論」學者Steward從生態的觀點出發,主張文化的核心乃是針對環境適應而產生的,其他種文化特徵則是(因此)無關緊要且變異繁多的(雖然這些五花八門的文化特徵很可能成為該文化獨特的標籤)。由此,文化也就能夠成為社會規模的指標,不同的文化可依其規模,整合在同一個社會底下──在一些「原始部落」裡頭最大的社會組織只是家庭的情況下,「涵化」(acculturation)意味的並不是在國家的統治下其文化就「淪亡」了;未曾有過的社會規模(及其文化)自然沒有淪亡之理,而家庭內部的文化在嫁接上國家組織後若整合良好,實際上是可以保存下來的。而華僑所在之處處處矗立著的「唐人街」、「中國城」,則是令一個文化保存在一定社會組織當中的例子。更進一步言,二十世紀後半固然以新興國家林立始(1960年被稱為「非洲之年」,一口氣獨立了17個國家),但卻以國家將越來越多的權力交給超國際組織終;世界正在,且越發整合。

我想在這國族主義者頻頻叫囂的年代,認清文化保存的社會層次,以避免為莫名的政治主張混淆努力的方向,對當今的台灣該有一些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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