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政治[4]

我想讀者看完本文前幾段以後,不再像某些人一樣以為將毛澤東列為上世紀四大劊子手之一(常見的說法還包括了希特勒、史達林與蔣介石;不過我要不客氣的說,這種說法十足表現了資本主義打倒法西斯極權的勝利者史觀本位),就能將文革解釋清楚了吧?!雖然用了「上下交相賊」來表述此種「共犯結構」,然而我還是要回到本文初衷,找「人民」算帳。在這裡將「人民」當作標的正是恰如其分,正是華人尋找庇護的需求與鑽營使得「小圈圈」不但得以成形,更進一步「擴張/團結」起來──在最終極的層次上就是一個全「體」的人民。所幸(?)在這裡,沿著身家國天下一路擴張的政治只停留在理想上而已(真正達到此種程度的該是日本人),因而歷史上華人的政治組織將槍桿子對著自己人的時候總是要多些。不過這種賴著權威/母體就想撒野、表現侵略性的性格倒是一致的,具體體現在「西瓜偎大邊」、「樹倒猢猻散」等種種一窩瘋選邊站的集體性上──當然是靠上可以縱容自己的那邊。隨之而來的則是對社會邊緣人或團體的漠視乃至蔑視;今日228事件「昭雪」,年輕的知識人當中即使對政治無興趣者,把事件掛在嘴邊、過過以資產階級方式「關懷」社會癮頭者所在多有,蓋即使沒有深仇大恨可發洩,也有點搞社會運動文史工作的派頭。我已提過台灣島內隨著政治權威起舞跟風的現象;到底這當中關懷「台灣」的味道有幾許?我們不妨問問同樣一批人當中對於島內外原住民社會問題的了解有多深入。在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問題上大玩數人頭遊戲的同時,有多少人想過去精確的核算下面這個數字──1990年代左右15-34歲的十萬名原住民婦女中,竟有近三萬人淪入風月場所,而當時原住民總人口也不過三十萬出頭──這筆數字距今不過二十年的光景,不但早已被遺忘,恐怕從未存於「台灣人民」的記憶中。諸如在綠島蓋監獄、在蘭嶼埋核廢料等等把島內的垃圾望別人家裡丟、或者將日據時期的「番人所在地」改為「山地保留地」,實際上剝奪原住民土地所有權等等紕政,恐怕沒幾個「台灣人」耐煩去算它記它。無獨有偶,在算是距離現在最近的樂生事件中,在網路上的公共空間裡又讓我領教了一批批此仗勢欺人者的惡行惡狀:這當中以「顧三餐」的新莊市民身分發言痛詆交通不便者有之、自以為持效益主義觀點就可以大方犧牲/消滅樂生院民者有之、自承「黨國餘孽」覺得這些於黨於國無用者豈可要求那麼多者有之、自詡代表「台灣人民」發聲、認樂生運動乃最不要臉的社運之恥者有之,林林總總,蔚為大觀,「樂生」一名幾冒天下之大不韙。嗚呼,漢生病友何辜!無他;弱勢者,活該。

可別以為趨炎附勢是人類的天性。英國人以彆拗出名,也以在體育競賽中聲援弱勢者聞名;倒是為自己國家的代表隊加油反而令他們感到彆扭。一般說來,歐美人士似乎都喜歡為陷於劣勢卻不屈不撓者喝采(16世紀以降的歐洲政治逐漸走向權利中心多元制衡的狀態,權力平衡也逐漸成為歐陸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則;中國則始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豈偶然哉),相較之下,華人真令人齒冷,猥罳極矣。

這種「團結力量大」主義的另一個負面影響則是孫隆基氏所謂的「剷平主義」。約略言之,庸眾自己不能成長又不願他人成長,因而壓制他人不得出頭、扼殺成就,正是順理成章。1929年中原大戰爆發前、蔣桂戰爭如火如荼之際,感到形勢大好的毛澤東填了一闕〈清平樂〉,歌詠「分田分地真忙」,大有「海內清平」之意氣。然而此種「分田分地」從來就不是只針對地主,在實際執行時往往抓富農中農充數;蓋所謂「天下太平」者,是不容許一點不齊頭的(論者莫謂此處「太平」有穿鑿附會之嫌;類似的辭彙,日文卻寫作「天下泰平」,此「泰」才有豐足之感,哪像「太」字在加強「平」的語氣?)。土地財產尚可均分,至於天賦才能呢?對於「傑出人才」被摧殘的種類及原因,固然可以洋洋灑灑列出一長串,不過就讀書人這個門類而言,似乎可以將他/她們的被害歸結為反智主義,或者說正是因為在知識上的傑出使其成為被剷平的對象。錢鍾書,陳寅恪,哪個不是文史方面的大家?所以但凡出自其筆下的手稿,莫不給人鈔去燒去,必欲除之而逞一時之快,而後之學者痛惜不已。小說家者流,大至小說中揮灑一流京片子的老舍,小至夏志清視之不入流的人民文學家趙樹理,一個不能受辱自沉太平湖,一個忍辱又兼忍痛(又是斷肋骨又是斷髖骨)忍得最後還是死路一條,通通難逃此劫。知識份子談文革,往往只談到知識份子倒楣;其實知識份子彼此在權力場中鬥角,狠勁決不輸與無知無識的老百姓(就此而言,吳唅的下場可謂現世報),而許多演員、運動員則根本是因為美貌歌喉出風頭而橫罹此禍,只因為不會搖筆桿所以沒知識份子那樣聲勢浩大罷了。


才子錢鍾書。此公家學淵源,20歲左右就代其父錢基博出馬捉刀,給錢穆的《國學概論》寫序--當然是文言文。其後留學英法,鑽研西歐各國文學;在引用西方典故的場合,往往法文拉丁文義大利文就脫口而出,非常可怕。(陳寅恪也通包括已滅國者在內的數國語言,但在口語能力上似乎就比較差)圖片來源

我論華人性格中的反智主義,乃從此種剷平主義而來;蓋反智的傾向遍布全球,似乎不足以大驚小怪,不過華人反智的淵源有其特殊之處。然而華人並非沒有「文化」,不但不是沒有,而且在很長一但歷史時期中中華文物還是長期對外出口的;雖然孔孟信徒常用「不絕如縷」來形容學絕道喪的可怕境地,這至多只能算是一種被害妄想罷了(尤其是那些「大儒」的學案一卷卷把來堆積如山看得很煩的時候)。這是說除了搞「天下太平」之外,華人其實很喜歡學問的嗎?非也!華人搞學問,實際上很少有西方人那種追求自身完滿的進取性;與追求事業、異性只是在求安「身」之處一般,華人管他是在工作還是在唸書,管他是有多拼命多勤奮,往往卻好像是避世的一種手段一樣,在耐性的持續上或許非常驚人,卻少有情緒上的激奮,更是一點冒險犯難的味道也沒有。我們已經談過華人對母體的需求,此處講到華式的「鑽研學問」,其實也都是此種往母體裡鑽營的意向(我唸大學的時候,此種避世而槁木死灰似的,所謂坐困書齋的學者,所遇不知凡幾;真是只欠一死爾)。求學的「熱情」能有多少?西方19世紀時那種路人可以皆知的「科學」早已不復存在,「科學」與「玄學」早已混淆不清的當下,我卻總是感到身邊人(在這時多半仍是學子)對科學的信仰直截簡單到毫不需反省的地步──惟其簡單易懂,故不煩深思是矣。那種孔德氏的實證主義或許早就從學術研究的先鋒上排除掉了,可是在稍有知識者當中卻依然故我,彷彿孔氏在19世紀西歐的聲譽在今日仍然隆盛一般。相較之下,哲學令人討厭或乏人問津,簡直也有與當時雷同之感(與友對談,除了唸哲學的之外,少有能忍受我那種「從最基本的東西講起/懷疑起」者;我唸歷史系的時候,若不是聽到老師說「別排斥哲學」或者直承「我不懂」,就是學生在抱怨「不著實際」)。蓋沒有熱情,故不足以克服疑難是也。即便有熱情呢?這種熱情往往也因為缺乏思想的訓練而轉移到積累的狂熱上,其實不過是種戀物癖(fetish)而已(此類似乎以唸歷史的最多;見多識廣的我見多了,可是有幾個富有洞見、能好好運用概念的?無怪人云史學無理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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