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政治[3]

所以說我們台灣目前面臨的政治亂象絕非什麼民主必經之路,更非民主化以後的正常現象;如果說要下什麼比較確切的按語,不如說是在華人習而不察的心理深層結構上移植嫁接了其基礎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民進黨執政八年,在野黨最有力的批評始終集中在經濟問題上;經濟問題固然有,正反意見固然迭出紛陳,術業有專攻,非本文能品評。然而對一般人來說,「經濟」問題究竟意味什麼,卻是很耐人尋味──無論謝長廷提出什麼「幸福經濟」的口號,抑或不少藍營支持者(當然,綠營也不少)在經濟學上的知識硬碰硬後較量不過,抬出「人民的感覺最重要」之類的遁詞(此輩出沒網路者大有其人),很明顯的都是將信任放在親「身」「體」驗之上──講明點,還是不出孟子「不飢不寒」、不離老子「實其腹」的主張。現下總統大選在即,安定牌歷來必打無虞;可憐台灣老百姓,政治上的主張始終跳不出只求「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程度。

然而,然而──我是要講亂象──雖然華人傳統上的政治所欲達到的理想水平如是之低,畢竟那還有安定的意味,無論如何安居樂業以後才能保住身家嘛。然而華人國民性裡這種人格發展朝嬰兒期逆退的性質,既然發展不出西方式爭取參政權的公民政治,常常連此種最起碼的安定都保不住(在古希臘,因為債務而實際上陷入他人奴隸狀況的公民往往依靠政治改革翻身;好比說雅典的梭倫Solon就是搞此種改革,並且乾脆從此以後禁止雅典人當奴隸);一但權威掃地,再配合人民飢寒,往往就是「天下大亂」──在華人的歷史傳統裡,並沒有西方的「革命」概念,相應對的是所謂的「揭杆而起」接著「群雄逐鹿」: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抑或美國獨立革命,其基礎都是基於理性的指導,意圖爭取「天賦人權」而爆發的;即便這些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非「無產階級」革命,後者也是基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哲學去推動的。諷刺的是,後來真正(?)發生共產革命的兩個國家,並非因為其國情符合馬克思的預測而建立共產政權;在中國,毋寧是最傳統的、最基本的「不飢不寒」的條件都不能維持時,動搖了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但也僅只是動搖。歷來的農民革命,鮮少一擊之下就推翻專制王朝的──無論是漢末的黃巾、唐末的黃巢、宋代的田虎方臘宋江、清代的太平天國;至如筆者熟悉的明代,唐賽兒、劉六劉七、鄧茂七等等等…從明代中葉以來即小亂不斷──往往是饑民與「封建迷信」的組合。「建設」不必說(「理性」指導更是奢談),破壞還往往極大。明末的流寇整整流竄了十七年,好不容易李自成以關中為基地建號稱極還把明思宗逼去自縊,結果山海關之役打了個一蹶不振,簡直可以說是在清軍面前又恢復了流竄的本質流到亡,殘部不是被清軍收編就是被南明招降,而招降往往還是幌子,自身難保的南明政權根本約束不了這些土匪頭,往往為患百姓,自家內鬨更是屢見不鮮(清軍能進入南明最後的據點雲南,說到底還是拜孫可望與李定國齟齬之賜)。中國的士大夫向來有痛斥「姦民」、「刁民」、「亂民」、「暴民」的傳統(尤其為官者);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官方卻統一論調,一律將諸如此類的某某之「亂」全部改稱為「農民革命」。此說一出,好似大有增普羅人民光彩之感;然究其實,此「革命」與彼「革命」相提並論,不特增人疑竇,識者簡直有風馬牛不相及之歎。

我們已經提過近代中國「權威危機」的觀點;固然,人民尋求權威是中國式安定的基礎,「權威危機」之下就是華人社會的亂象。然而沒有「權威危機」,沒有天災人禍,華人的政治就上軌道了嗎?

我有一陣子曾經擔任某網路討論版的BM。那段時間我發現最有趣的事是,有兩類「版友」最常在板上表演他們發洩/排泄的本事。這第一類,是那些初來乍到,或許搞不好還是第一次上網的,往往還不熟悉網路上的習語用語、某討論板上風氣的,所以總要經過一點「矯正」才學會控制,才比較能適當的表達積極性/攻擊性(aggressiveness);如我所說,這樣雖然亂,但在一個大體上談吐風氣還算可以的網路社群裡頭,慢慢把這股銳氣磨到眾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是有可能的,或者說「孺子可教也」。若不是,那就真的如上文所說是八仙過海,各顯各潑皮無賴的神通;今日製造業中Made in China標籤的商品「黑心」者之多,似可證官方意識形態勢微、「經濟」(不過,這又是哪門子經濟)掛帥下此輩「姦民」、「刁民」的再興(明末就有很多現在俗稱「金光黨」的詐騙業了──我手邊的《士商類要》就記著「諺云:『十個船家九個偷』」,此運輸方面的「黑心」業者也)。這第二類則不同,發作者並非不諳規矩或不懂做人,而是蓄意的反其道而行──此般諸公缺乏的絕非權威的安定性,而是正好相反,權威上的安定性「太過」,因而造成他們有恃無恐;這類權威往往基於和BM(「版主」、「(論壇)壇主」)交情大好,或者在該論壇物以類聚、一丘之貉橫行有年的「小圈圈」──本來華人的小圈圈對於一個本分老實人來說,是一個擬似母體的安身之所,只是希冀尋求這樣一個固定的歸宿來攝食、排泄。但當如此以個人為中心所搭構起來的人際關係圈子,與某個非封閉性團體中參與的成員重疊時,或者我們說得白一點,在一個公共場合裡頭,大部分經常出沒的人之間彼此有著盤根錯節的緊密關係時,就會出現所謂華人「缺乏公德心」、「公私不分」的現象──有如嬰兒或幼童對於私人性的空間隱私不曉得要保持距離,下意識的不會在通渠大道上讓路一般(也不會借你過),華人只要能夠融入自己的小圈子,往往就是不擇地點的從不安局促一變為「當成自己家裡」那樣輕鬆自在(通常還過分)的表現。下焉者,則是仗著有人有勢(或者人多勢眾)黨同伐異。本文再四強調華人政治文化中對身家的追求反映的是人格發展的遲滯,而中國傳統的另一種政治危機正是此種幼童人格的另一面。易言之,倚仗著以個人為中心所建構起來的眾人母體,在飽暖之餘進一步追求的是被寵愛,乃至被寵壞(spoiled)。集團內部越是充斥著這樣不長進的個人,其彼此之間互相取暖的方式,就越是縱容其中的成員表現其有類兒童的幼稚與專橫。

我們不會訝異傳統中國的掌權者會給予其親信以種種特權優遇;正是利用了此種耍性子使壞的心理,支配者與其爪牙之間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關係,而此種關係的鞏固又進一步增加了他們在別人身上發洩惡意與暴力時的心理憑藉,尤其是「人多勢眾」之時。此種禍害在近代中國最特出的例子,恐怕無過於「文化大革命」了──在「革命」(如今,連大陸那邊都早已承認這實際上是十年動亂)的高潮階段,唯一沒有被紅衛兵顛覆而癱瘓的機構大概只剩人民解放軍而已;而受害者簡直有史不絕書之態,在1980年代蔚為「傷痕文學」之風。文革最後的結束最後還是靠那個始作俑者──敬愛的毛主席──下令「不准他們亂說亂動」(還是管束小孩子的語氣),才結束了一場參與人數該列名世界紀錄的巨大鬧劇。此等情態,正由於下面的人希冀邀寵,而上面的人蓄意利用,真「上下交相賊」之謂也。(日來民進黨政府官員中亦不少此類人等,論禍害差人一大截,其成因結構倒如出一轍矣)(待續)


毛主席萬歲!!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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