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政治[2]

當然,本篇意在針砭華人的政治文化,無意去指責一般華人的「戀愛」的(所謂「去死去死團」成員往往過了適婚年齡卻連個異性伴侶的手都沒摸過,豈不陷於文化「醬缸」更慘?只應哀悼,不配批評)。不過我們接著「身」談起,可以引到文章的主題了:華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特別之處在於,在「二人」關係之下,互動真正是以「身體」力行的模式去達成的;我們已說過這種對身體的注重其實是「口腔期」和「肛門期」的綜合反應,而許多日常互動中的例子不例外的顯示了此種對「口腔」(攝食)與「肛門」(排泄)的彼此「體」諒──見面打招呼常說「吃飽未?」、「吃過沒?」;在「熟」人面前才敢「開口」,蓋「半生不熟」味道不佳也;而一個人款待得周不周到、熱不熱情,決定了她/他有沒有人情「味」;這是「攝食」面。「吐」苦水、「發洩」情緒則要找親朋好友,這是「排泄」面(在西方這是心理健康的問題,該找心理醫師的)。

講到這裡,我要點明的是:中華式的政治(權力)結構,正是在此種互相「體」諒、「體」會、親「躬」的追求下搭建起來的;因而支配者的身分必須是愛民如「子」的「父母」官,而整個政治關心的層面則基於「民以『食』為天」,致力於孟子所謂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或者老子所謂的「治大國如烹小鮮」、「虛其心、實其腹」,或者莊子所謂的「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此種著重飲食身家的「政治」理論,恰恰與西方契約論為解決一群個人自行發展、適者生存(華人的說法是「弱肉強食」,還是吃)所帶來的無秩序大異其趣。實際上,民主政治引進漢土後,如果有什麼「水土不服」,原因大概便出在於強中國的「子」民去當西方意義上的「公民」;我們知道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在歷史上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賦予的:完整的雅典公民權僅限於成年男性擁有(而女性則被視為與孩童等同),羅馬帝國的公民權也是逐漸及於羅馬城之外的(絕大多數「義大利人」的羅馬公民權還是打了三年(公元前91-88)的同盟者戰爭(social war;social是從拉丁文的socii來的,有譯為「社會戰爭」,誤)才取得的),而近代各國婦女運動為爭取投票權,種種事蹟,更不待言。總而言之,參與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成人的資格,而成年與否端視個人人格發展的程度如何──非常有趣的是,法律上所謂的人格攻擊(personally attack),在中文裡卻譯成了人「身」攻擊──可見得中國式的政治智慧,總是明哲保「身」用的;而支配者若為被統治者著想,則不外乎要求其「子」民的人格發展維持在兒童的階段,換言之,停留在早期的「口腔期」、「肛門期」。

中華風的文化既然培養不出成人才能運作的「民主」,那麼因之而來的政治是什麼樣的制度,也就不足為奇了。錢穆美其名為「信託」政治,其實可以再說得白一點,人民不是為了自己應有的權利(也欠缺這樣的概念)去參與政治,而是拱手將權力交出,希冀支配者的「體」諒,同時也盡全力「體」諒為人「父母」官的辛苦,忍耐──大躍進造成三千萬餓莩死骨,可是毛澤東始終為其「子」民所信任,權威不曾動搖。是了,待過中國的白魯恂(Lucian W. Pye)即認為,相較於推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反殖民的獨立運動人士,在精神上多半經歷的「認同危機」,中國人在近代歷史上的挫折激起的卻不是個人發展上的困境,而是作為支配者的權威不足的「權威危機」──我們若翻開後殖民主義者必讀的經典著作,法農(Franz Fanon)的《黑皮膚,白面具》,便曉得其反殖民的根本緣由,是作為心理醫師的法農所診斷出來的個人認同謬誤(在其案例中,是法屬馬提尼克 (Martinique) 島上的黑人毫無反省的以白人的心理狀態審(歧)視非洲大陸上(好比說,法屬塞內加爾)的黑人──直到有人到了法國之後,才發現自己在那裡其實也被當作黑人審(歧)視)。相較之下,華人則對政府普遍有依賴情節;其對外失敗並不被視為是「中國人」的失敗,而習於將責任集中在少數「無能」的高層身上,自己是不在檢討之列的──華人式的政治檢討幾乎一無例外,都是在幫為政者打算,因此個人的自我發展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是否「賢能」,或者說,個人費的是認不認定在位者(的權威),而不是自己長不長進、報不報國。明明李鴻章一人去對抗一個國家的甲午戰爭,等到打了敗仗要簽約,卻有一群出一張嘴的人公車上書,大罵李屈節賣國;像文革這樣從上到下集體式的歇斯底里(hysteria,拉丁文為hysterie,其拉丁文原意為子宮,隱含的意思則是向母體的逆退──或者白話一點來說,是精神面還停留在兒童階段的「成年」人耍性子胡鬧),在官方的歷史中卻叫四人幫頂罪了事。無疑,在這種個人不必負責的政治裡,不必期待會有幾個升斗小民徹底的覺悟成長的。

實際上,華人並非沒有試過跨國家的認同。清末民初之際,華人留日者與日本學人之間就共同分享了「清日同盟」之類的東亞意識;然而這與其說是覺悟到自己的身分認同,不如說是在西方列強之外又多了一個可以抱大腿的對象。曾經和日本人過從甚密的孫中山,到了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之後沒多久,又把布爾雪維克那一套拿來改造國民黨,「聯俄容共」去了。華人真正經歷過「認同危機」的,算算恐怕只有國民黨接收台灣之際、經歷228事件的第一代台獨人士們;以文學家為代表的話,龍瑛宗、葉石濤那一輩經歷過的尷尬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而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那個既非日本人、卻也不是中國人,最終發瘋的主人公則可說是恰如其分的表明人格形成的心理困境。我當然不是說當代的台獨運動也如理想的第三世界一般是個人自覺的產物。實際上,當代台獨運動興起的遠因首先是國民黨造成的台灣實質獨立,其近因則是1970年代的釣魚台事件和退出聯合國──在前一個事件上,美國人不理會台灣當局,逕自將釣魚台的主權交給日本;而在後一個事件上,美國人再也不敢動用否決權,阻擋中共入聯──這兩件事其實在傳達同一個訊息:美國人大腿之不可靠,連帶的使抱美國人大腿的國民黨政府顏面掃地,也開啟了文學上的回歸鄉土運動和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程。而從黨外運動人士不斷的轉換其口號(從鄉土到本土到台灣意識)這點來看,固然可以有此乃「台獨」的不同包裝之類的後見之明,但就歷史現場的眼光而言,正好暴露了權威掃地後所造成的不斷尋找權威的社會情狀──諸如「台灣認同」此類的政治標語,很有趣的是幾乎都被用在豎立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正當性的脈絡中,卻鮮少有人提到這裡的認同不是認同「台灣」,而是自我人格上的認同。就此而言,「台灣」這個符號的用處其實也就與神主牌沒有兩樣。民進黨中的主流派系如美麗島,如新潮流,其「發跡」都在美麗島事件之後;至於當時美麗島事件中,諸公政治傾向之曖昧,從法庭審判上的自辯詞裡可窺其大概矣。一開始就舉起台獨大纛的海外獨派團體,倒是從未在民進黨中取得夠看的派系勢力。(待續)


葉石濤先生住左營,算是離我家最近的名人了。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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