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9]

熟悉明代戰史的人對於明末的勇將悍將想必不陌生:世宗朝,北邊以馬永、梁震、王效、周效文四人並稱,這批將領往往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如《明史》寫梁震,謂「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強命中,數先登」、「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素畜健兒五百人」、「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他死後「邊將猶頗得其力」於這批「健兒」。又如周尚文,《明史》稱「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頗有李廣遺風,「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眾。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

此四人還是不太有名者。世宗朝至萬曆朝,南方則有劉顯、戚繼光、俞大猷諸將;三人之中以劉顯勇名最著,《明史》考證引《識大錄》寫劉「顯身不滿七尺,不冑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如小丈夫。即(及)遇敵提刀,騰蹻超踊,見刀不見身,軍中稱神人」,所以「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也就不足為奇。其他如俞大猷,雖未必以此稱雄,卻也是「從李良欽學劍」、「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親自擊斬賊首。

崇禎朝,勇將則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黃得功等。曹文詔「勇毅有智略」,「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眾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這是脫出重圍;「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鬥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這是脫不出圍。他與曾窮追李自成,「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的曹變蛟並稱,「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慴」。周遇吉則是在李自成鞏固西北陜甘半壁之後,孤軍防守山西通往北京的要衝寧武,城破之日「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此役之後明軍望風奔潰,李闖大順可說是一路招降納叛,以閱兵姿態將明朝滅了。南明江北四鎮之一的黃得功,「少負奇氣,膽略過人」(上引文皆見於《明史》個人傳內),「高(傑)兵在十里外,將至矣;得功笑飲自若。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又報抵城下,得功乃上馬。傍一卒授之弓,執在手;又一卒授之鎗,掛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鐗,跨右腿下。背後五騎,騎負一箭筒,筒箭百,隨之往。抽箭射,疾於雨;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鞭、鐗雙揮之,肉雨墜。眾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大有Matrix裡頭的主角Neo「Guns, lots of guns」那口氣透露出來的、全副武裝殺得痛快的味道。

或許有人會反駁,認為明代後期武人地位低落,文人督撫才是掌權當局,畏戰怕事,豈非窮酸書生、迂腐道學之本色?其實大謬不然;明末文人習武風氣之盛,完全不妨礙他們作文論道。其大者如王陽明,開此下儒家心學姚江學派之基,流風遠至東瀛,不但提供日本武士道理論基礎,甚而為許多兵家者流,如西鄉隆盛、東鄉平八郎所信仰;其本人則能騎馬左右射,曾於35日之內平定寧王宸濠之亂。小者如唐順之,在儒學上也敲些邊鼓,在文學上也與歸有光同被劃為唐宋派,在武藝上也有數十年功力,足以指教戚繼光槍法。《明史》稱「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明末督撫,除袁崇煥較廣為人知外,孫承宗、盧象昇、朱大典、朱燮元等人也都以知兵聞名,所在有功。


王守仁像。圖片來源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歷數名將有如家珍,主要是想襯托一個現象:明末軍事人才之濟濟,至少是從晚明以來的現象,而且文武不分。既然如此,面對金/清就算招架不住,也不該兵敗如山倒才是。實際上,薩爾滸之役中的明將如劉綎(劉顯之後)、李如栢(李成梁之後)、馬林(馬永之後)等等,儘有其來歷;至於松山之戰,明軍雖有洪承疇、曹變蛟,依然一敗塗地。除開各戰役的個別因素,在「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的背後,是否有什麼事實根據,以及這個事實根據的背後有什麼特殊的因素呢?

關於女真人勇悍外形象的「事實」根據,我將從《清史稿》中,於下篇舉出數例,並以此作結;這裡我只想先提示一個現象:在現代(或云西方,尤其是美國)軍事學思潮影響之下,往往對於兵器以及隨之而來的戰術的發展特別注重,並依此作為軍事史分期的依據──帶入的往往是前後斷裂、以「革命」為新時代發軔的觀點。相對的,在西方之外則往往有東方停滯論的味道;在比較時,無論是正反面的評價,多半都習慣以某種「標準」來判別「先進」抑或「落後」(一個流行的論點:滿州人以弓馬立國,對於騎射只有比火器更強調,因而中國火器的「發展」也跟著「停滯」下來),反倒是西方人對此種行文中內在的理論比較有所反省批判。在我看來,非西方的軍事史,也應該放在非西方的脈絡中才看得地道(一個例子:《武備志》號稱晚明的軍事百科全書,可是其內容裡頭五大分類之一「占度載」的部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全是「迷信」的「糟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眼光可以看出其價值了嗎?),而這可以訴諸於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分析上(或者「國民性批判」的研究路徑)。我想這是一個方向,不過就不是本文計畫中的篇幅所能處理的了(換言之,我想類似「女真人的國民性研究」之類的題目,應該會很有啟發性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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