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9]
熟悉明代戰史的人對於明末的勇將悍將想必不陌生：世宗朝，北邊以馬永、梁震、王效、周效文四人並稱，這批將領往往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如《明史》寫梁震，謂「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強命中，數先登」、「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素畜健兒五百人」、「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他死後「邊將猶頗得其力」於這批「健兒」。又如周尚文，《明史》稱「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頗有李廣遺風，「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眾。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
此四人還是不太有名者。世宗朝至萬曆朝，南方則有劉顯、戚繼光、俞大猷諸將；三人之中以劉顯勇名最著，《明史》考證引《識大錄》寫劉「顯身不滿七尺，不冑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如小丈夫。即(及)遇敵提刀，騰蹻超踊，見刀不見身，軍中稱神人」，所以「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也就不足為奇。其他如俞大猷，雖未必以此稱雄，卻也是「從李良欽學劍」、「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親自擊斬賊首。
崇禎朝，勇將則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黃得功等。曹文詔「勇毅有智略」，「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眾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這是脫出重圍；「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鬥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這是脫不出圍。他與曾窮追李自成，「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的曹變蛟並稱，「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慴」。周遇吉則是在李自成鞏固西北陜甘半壁之後，孤軍防守山西通往北京的要衝寧武，城破之日「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此役之後明軍望風奔潰，李闖大順可說是一路招降納叛，以閱兵姿態將明朝滅了。南明江北四鎮之一的黃得功，「少負奇氣，膽略過人」(上引文皆見於《明史》個人傳內)，「高(傑)兵在十里外，將至矣；得功笑飲自若。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又報抵城下，得功乃上馬。傍一卒授之弓，執在手；又一卒授之鎗，掛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鐗，跨右腿下。背後五騎，騎負一箭筒，筒箭百，隨之往。抽箭射，疾於雨；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鞭、鐗雙揮之，肉雨墜。眾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大有Matrix裡頭的主角Neo「Guns, lots of guns」那口氣透露出來的、全副武裝殺得痛快的味道。
或許有人會反駁，認為明代後期武人地位低落，文人督撫才是掌權當局，畏戰怕事，豈非窮酸書生、迂腐道學之本色？其實大謬不然；明末文人習武風氣之盛，完全不妨礙他們作文論道。其大者如王陽明，開此下儒家心學姚江學派之基，流風遠至東瀛，不但提供日本武士道理論基礎，甚而為許多兵家者流，如西鄉隆盛、東鄉平八郎所信仰；其本人則能騎馬左右射，曾於35日之內平定寧王宸濠之亂。小者如唐順之，在儒學上也敲些邊鼓，在文學上也與歸有光同被劃為唐宋派，在武藝上也有數十年功力，足以指教戚繼光槍法。《明史》稱「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明末督撫，除袁崇煥較廣為人知外，孫承宗、盧象昇、朱大典、朱燮元等人也都以知兵聞名，所在有功。
王守仁像。圖片來源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歷數名將有如家珍，主要是想襯托一個現象：明末軍事人才之濟濟，至少是從晚明以來的現象，而且文武不分。既然如此，面對金/清就算招架不住，也不該兵敗如山倒才是。實際上，薩爾滸之役中的明將如劉綎(劉顯之後)、李如栢(李成梁之後)、馬林(馬永之後)等等，儘有其來歷；至於松山之戰，明軍雖有洪承疇、曹變蛟，依然一敗塗地。除開各戰役的個別因素，在「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的背後，是否有什麼事實根據，以及這個事實根據的背後有什麼特殊的因素呢？
關於女真人勇悍外形象的「事實」根據，我將從《清史稿》中，於下篇舉出數例，並以此作結；這裡我只想先提示一個現象：在現代(或云西方，尤其是美國)軍事學思潮影響之下，往往對於兵器以及隨之而來的戰術的發展特別注重，並依此作為軍事史分期的依據──帶入的往往是前後斷裂、以「革命」為新時代發軔的觀點。相對的，在西方之外則往往有東方停滯論的味道；在比較時，無論是正反面的評價，多半都習慣以某種「標準」來判別「先進」抑或「落後」(一個流行的論點：滿州人以弓馬立國，對於騎射只有比火器更強調，因而中國火器的「發展」也跟著「停滯」下來)，反倒是西方人對此種行文中內在的理論比較有所反省批判。在我看來，非西方的軍事史，也應該放在非西方的脈絡中才看得地道(一個例子：《武備志》號稱晚明的軍事百科全書，可是其內容裡頭五大分類之一「占度載」的部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全是「迷信」的「糟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眼光可以看出其價值了嗎？)，而這可以訴諸於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分析上(或者「國民性批判」的研究路徑)。我想這是一個方向，不過就不是本文計畫中的篇幅所能處理的了(換言之，我想類似「女真人的國民性研究」之類的題目，應該會很有啟發性吧)。(待續)
熟悉明代戰史的人對於明末的勇將悍將想必不陌生：世宗朝，北邊以馬永、梁震、王效、周效文四人並稱，這批將領往往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如《明史》寫梁震，謂「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強命中，數先登」、「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素畜健兒五百人」、「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他死後「邊將猶頗得其力」於這批「健兒」。又如周尚文，《明史》稱「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頗有李廣遺風，「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眾。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
此四人還是不太有名者。世宗朝至萬曆朝，南方則有劉顯、戚繼光、俞大猷諸將；三人之中以劉顯勇名最著，《明史》考證引《識大錄》寫劉「顯身不滿七尺，不冑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如小丈夫。即(及)遇敵提刀，騰蹻超踊，見刀不見身，軍中稱神人」，所以「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也就不足為奇。其他如俞大猷，雖未必以此稱雄，卻也是「從李良欽學劍」、「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親自擊斬賊首。
崇禎朝，勇將則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黃得功等。曹文詔「勇毅有智略」，「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眾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這是脫出重圍；「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鬥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這是脫不出圍。他與曾窮追李自成，「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的曹變蛟並稱，「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慴」。周遇吉則是在李自成鞏固西北陜甘半壁之後，孤軍防守山西通往北京的要衝寧武，城破之日「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此役之後明軍望風奔潰，李闖大順可說是一路招降納叛，以閱兵姿態將明朝滅了。南明江北四鎮之一的黃得功，「少負奇氣，膽略過人」(上引文皆見於《明史》個人傳內)，「高(傑)兵在十里外，將至矣；得功笑飲自若。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又報抵城下，得功乃上馬。傍一卒授之弓，執在手；又一卒授之鎗，掛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鐗，跨右腿下。背後五騎，騎負一箭筒，筒箭百，隨之往。抽箭射，疾於雨；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鎗，用鞭、鐗雙揮之，肉雨墜。眾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大有Matrix裡頭的主角Neo「Guns, lots of guns」那口氣透露出來的、全副武裝殺得痛快的味道。
或許有人會反駁，認為明代後期武人地位低落，文人督撫才是掌權當局，畏戰怕事，豈非窮酸書生、迂腐道學之本色？其實大謬不然；明末文人習武風氣之盛，完全不妨礙他們作文論道。其大者如王陽明，開此下儒家心學姚江學派之基，流風遠至東瀛，不但提供日本武士道理論基礎，甚而為許多兵家者流，如西鄉隆盛、東鄉平八郎所信仰；其本人則能騎馬左右射，曾於35日之內平定寧王宸濠之亂。小者如唐順之，在儒學上也敲些邊鼓，在文學上也與歸有光同被劃為唐宋派，在武藝上也有數十年功力，足以指教戚繼光槍法。《明史》稱「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明末督撫，除袁崇煥較廣為人知外，孫承宗、盧象昇、朱大典、朱燮元等人也都以知兵聞名，所在有功。
王守仁像。圖片來源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歷數名將有如家珍，主要是想襯托一個現象：明末軍事人才之濟濟，至少是從晚明以來的現象，而且文武不分。既然如此，面對金/清就算招架不住，也不該兵敗如山倒才是。實際上，薩爾滸之役中的明將如劉綎(劉顯之後)、李如栢(李成梁之後)、馬林(馬永之後)等等，儘有其來歷；至於松山之戰，明軍雖有洪承疇、曹變蛟，依然一敗塗地。除開各戰役的個別因素，在「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的背後，是否有什麼事實根據，以及這個事實根據的背後有什麼特殊的因素呢？
關於女真人勇悍外形象的「事實」根據，我將從《清史稿》中，於下篇舉出數例，並以此作結；這裡我只想先提示一個現象：在現代(或云西方，尤其是美國)軍事學思潮影響之下，往往對於兵器以及隨之而來的戰術的發展特別注重，並依此作為軍事史分期的依據──帶入的往往是前後斷裂、以「革命」為新時代發軔的觀點。相對的，在西方之外則往往有東方停滯論的味道；在比較時，無論是正反面的評價，多半都習慣以某種「標準」來判別「先進」抑或「落後」(一個流行的論點：滿州人以弓馬立國，對於騎射只有比火器更強調，因而中國火器的「發展」也跟著「停滯」下來)，反倒是西方人對此種行文中內在的理論比較有所反省批判。在我看來，非西方的軍事史，也應該放在非西方的脈絡中才看得地道(一個例子：《武備志》號稱晚明的軍事百科全書，可是其內容裡頭五大分類之一「占度載」的部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全是「迷信」的「糟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眼光可以看出其價值了嗎？)，而這可以訴諸於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分析上(或者「國民性批判」的研究路徑)。我想這是一個方向，不過就不是本文計畫中的篇幅所能處理的了(換言之，我想類似「女真人的國民性研究」之類的題目，應該會很有啟發性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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