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寫作背景──希臘世界與戰爭[3]


三列槳艦。圖片來源

常奏與變奏的同一旋律──戰爭的勝負與城邦的興亡

雅典城邦將軍事實力的投資方向集中在海軍的策略與其民主政體密不可分。一個相當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勞里昂銀礦的開採:直到公元前五世紀90年代,雅典仍須向當時的海軍龍頭柯林斯租借戰船;而80年代此礦區的開採恰好趕上波希戰爭,使得雅典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公元前五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能夠維持一支300艘船隻的艦隊。財富以及水手公民的結合聯合造就了雅典「帝國」──以雅典為首的城邦建立起了海上軍事同盟「提洛同盟」,而雅典則在此同盟內推行民主政治。雅典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失敗可以說是相當純粹的、軍事上的失敗──第一次在西西里(公元前413年),第二次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埃哥斯波塔米(公元前405年),海軍全軍覆沒──軍事上的失利,尤其海軍的失利同時也動搖了那些擔當「國本」的公民勢力,使得雅典國內分別在公元前411年和404年引發了內亂和寡頭政治的建立;第二次所謂的「三十僭主」的統治確立實際上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然而這些政治風暴雖然狂烈,它們的生命卻也如字面般短暫;第一次寡頭政治實際上為派駐在外的雅典艦隊所反對,民主政治很快的在隔年恢復。而第二次寡頭政治儘管為斯巴達人所扶持,後者卻漠視一年後雅典民主政治的恢復。斯巴達獲得的勝利保證的不過是雅典不再能對外擴張;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此後謹慎行事了八十多年,但是一些長期穩定實行寡頭制的國家,例如開俄斯和底比斯,在公元前四世紀時卻接受了某種形式的民主政治。

相較之下,斯巴達的城邦政治面臨的危機則大大的限制了其作為。相較於以民主政治為招牌的雅典,斯巴達則在國外推行寡頭政治──這或許相當明白的表示了一件事,即斯巴達人越來越不能弭平公民之間財富權勢上的不平等,以致於將視財富水平決定參政權的政體作為政治上支持的對象和同盟。過去在「冠軍之戰」中300名精英戰至最後一人、在溫泉關由斯巴達國王率領的另外全數戰死殺場的300人、以及在普拉提亞領導希臘聯軍最終擊敗波斯人的輝煌戰績,卻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在公元前425年的派羅斯(Pylos)一戰中,交戰的440個斯巴達士兵中倖存的292人(其中120人是斯巴達公民)破天荒的向雅典人投降。俘虜他們的雅典人問道是否只有死在戰場上的才是真正勇敢的斯巴達人時,俘虜的回答是「箭頭如果能夠辨別勇敢的人和膽怯的人的話,那麼,箭頭的價值就大了。」這可能意味著經濟不平等與社會地位的分化正侵蝕著斯巴達人的傳統價值觀。伯羅奔尼撒戰爭儘管獲勝了,斯巴達人卻苦於內部矛盾,無法採取帝國主義式的擴張政策;甚至在公元前386年接受了波斯的外交條款,不再參與任何反對波斯帝國擴張的反制行動。公元前371年斯巴達人在留克特拉(leuctra)的、兩百年來未曾遭遇過的、重裝步兵的大慘敗不過是揭露了其霸權外強中乾的實際情形。

不過希臘世界局促於城邦之中的霸權也即將進入尾聲了。公元前336年,還只有20歲的亞歷山大即將閃電式的教導世人另一種建立帝國的方式;帝國主義將從城邦過繼為亞歷山大的形式,然後發展為羅馬帝國式、唯一的世界帝國。隨著亞歷山大東征西討而形成的希臘化世界將是君主與寡頭政治的世界,這在最後一個將民主與海軍結合起來而存活的城邦羅德斯滅亡之後更加確定。

奇妙的是,埋在希臘文獻之中的民主火種,今天再度發光發熱,燃起了人類眾多的理想與熱情之一;而那保存希臘文獻的功臣,與斬斷民主政治命脈的罪人,竟是同一人哪。(完)

參考書目

保羅.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主編,郭小凌等譯,《劍橋插圖古希臘史》(濟南,山東畫報,2005)。

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80)。

Gary B. Nash…[et al.],The American people: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New York:Pearson/Longma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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