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寫作背景──希臘世界與戰爭[2]
主體常奏──生活與公民
然而擁有自由意志的未必就是僅憑自身便能存在的；城邦(polis)在有意識的自主行為之外，仍要不由自主的進行其他活動維持其生命，或者有意無意間將此兩種行為等同起來。所以我們對此不會感到驚訝──在整個城邦的人口當中，比如說雅典，二十萬人中僅有成年男性公民三萬人，也就是僅佔全部人口的15％左右。婦女並無政治地位；同樣是在雅典，公民妻子的公民身分主要是顧慮到將來她要撫養的公民兒女而授與的。除了生兒育女以延續香火外，城邦的人口中還包括許多奴隸與外邦人；當時的雅典據說有奴隸四十萬，厄基納有四十七萬，科林斯則有四十六萬(這些數字當然是極不可信的)。他們的地位即使不與其對城邦的重要性成反比，一個城邦沒了他們恐怕也不像話──奴隸的存在本身，以及城邦中無所不在的由奴隸進行的勞動加強了這樣的想法：奴隸的工作，即直接或長期的為別人的利益而工作，是追求自由、身分與尊嚴的公民所必須極力避免的。這種想法反過來使得某些工作和工作條件免不了沾染上了社會的偏見成見──農民瞧不起手工業者，因為他們在空間狹小或環境危險的室內勞動──和女人、奴隸是一個樣；不事生產的商人也一樣被鄙視；富人向來把窮人踩在腳下，但嘲笑做工行商的公民比嘲笑家徒四壁的貧農更利害得多；耐人尋味的是，有錢的大地主身分比採礦致富得來的要來得體面，而手工業大亨的名聲則更等而下之。
這樣看來，美國總統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公元1743年至前1826年，在任1801年至1809年)的主張也就不突兀了──政治自由只有在經濟寬裕與社會平等的狀況下才能存在，因而只有自立的、勤劬的、以公共利益為第一考量的自耕農才有能耐掌握此種權利。是地，到了公元前四世紀，在雅典，較貧窮的那大約兩萬五千至三萬個公民(相較於千餘到一千兩百人之間、有錢到定期樂捐贊助公共事務的富裕公民，以及另外一至四千餘人、包括外邦人等承擔的起臨時戰爭稅的富人)，其中大部分無疑仍是小農場主。大約8％至15％的富人擁有的田產可能佔了所有可耕地的三分之一(儘管他們的經營觸角很廣，甚至根本沒有土地)，而大多數能夠承擔、乃至不能勝任重裝步兵任務的公民所擁有的土地不到六公頃。在第四等級的公民(應歸類為梭倫所謂的「僱傭級」)中有多少人擁有田產甚至奴隸，直到現在都還是個問題；不過據說重裝步兵在服役時一般都有奴隸隨從，他們也在這一階級公民的小片土地裡頭充當幫手。富人掌控的土地則規劃成不同的單位；某些田產也租給佃農，但所有土地都會用到奴隸。在其他的城邦中不曾經歷過像雅典那樣、由梭倫所進行的斷絕生產依附關係的立法，大多數公民仍以收益分成或類似的形式繳交地租給大地主；但其他一些島嶼城邦也經營起了由奴隸管理的大莊園，出口高質量的葡萄酒，就像開俄斯或科福那般。
除了農業以外，另外兩個經濟部門──採石和採礦業更是依靠大量的奴隸勞動力來營運的。一般的城邦需要石灰岩來作房屋建材，而高質量的大理石則用來建造廟宇、雕刻石像或銘文；後者圖利了那些擁有石匠的奴隸主和能夠以馬、牛車、奴隸搬運製品的農場主。另一項更重要的產業是採礦業，尤其是金銀的開採──在雅典南方的勞里昂銀礦區，在其高峰期時據說聚集了數十萬的奴隸，礦場週遭豎立的瞭望台暗示著如此數量龐大的奴隸聚集在一起是怎樣的引起了治安上的恐慌。許多礦區已事先開鑿了堀井和通風口，城邦將這些礦井出租給(幾乎全是)公民，只等著奴隸進駐開採。無疑的，除了常在礦坑中喪命的奴隸外，所有人都有機會從中得利。
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存在著與普通公民所進行的農業類似的情景──業主帶著幾個奴隸在家庭小作坊裡進行生產；那裡通常也就是他們的住處。除了紡織外(通常由婦女進行)，諸如製陶、冶金等等，很少超過上述的生產規模；規模擴大意味著一些奴隸必須與奴隸主分開，在獨立的店舖裏生產銷售。在商業中也存在著類似的限制：大部分商人的營運規模很小，通常只擁有一艘船；而奴隸經常被委以重任，獨立經營。
我們可以做個小小的結論：土地和奴隸，就是公民身分的標誌；所有雅典公民，即便是那些較貧困的，他們的法律地位都指向一個可能的、更好的社會地位向上爬升的可能性──擁有更多的土地與奴隸，無論他們本來有或沒有。現在可以進一步去討論戰爭了──沒錯，戰爭中失敗被俘的敵人士兵讓市場中的奴隸暴跌，而歸屬上有爭議的土地是鄰國間頻頻爆發小規模戰爭最常見的原因。
主體變奏──戰爭與士兵
所以接下來這句話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外交政策」在希臘語中意味著「關於和平與戰爭的事務」；外交活動的存在與達成是戰爭的結果，是戰果的清算，最後討價還價的總結著彼此的虧損或收益。「和約」並不意味著交戰的某幾方是真心愛好「和平」的。亞里士多德便認為，國家的政治結構就是為了適應戰爭而演變而來的。
亞里士多德還認為早期的希臘世界是騎兵的天下，這或許是從希臘早期貴族團體的名稱推斷而來的。儘管希臘的地形始終不適合騎兵作戰；早期希臘貴族可能是騎馬上戰場，但下馬作戰。然而騎兵的地位始終很高；原因很簡單，照料馬匹的牧場、飼料和其他林林總總的開支要求的條件就是富有；如前述，雅典公民中第二富裕的等級便是騎士級。
現在我們要談到希臘世界中那個最顯著的特徵、那個一而二、二而一的軍事─社會複合體了──在雅典屬於「雙牛級」的公民，也是戰場上的主力中堅，所謂的重裝步兵(hoplite)；此一稱謂或許源於他們裝備中最鮮明的盾牌(hoplon)，這種雙把手、直徑約一公尺、基本上為木製，但有時在邊緣或表面鑲嵌青銅的裝備重約二十磅(約九公斤)──若是再加上其他諸如青銅薄片製成的頭盔、胸甲以及長二至三公尺、山茱萸杆鐵槍頭的長矛等等裝備，一名步兵的負重將達到75磅(約34公斤)。因此，儘管重裝步兵在早期是與僭主政治同步出現(本身是貴族的僭主能夠從早期的貴族政治中擊敗群雄、脫穎而出實行獨裁，或許就是因為他們依靠、討好的是那些有能力擔任重裝步兵的公民)，而且在戰鬥時未必一定要組成嚴整的隊形，但至遲到公元前600年，步兵方陣的作戰風格已成定式──很明顯的，如此笨重的靶子要能發揮其威力，必須依靠彼此間的密切合作。他們通常在戰場排列成八(人)乘八的矩陣，但在接敵的瞬間隊列互相靠攏，使得正面的人數增加到16人並將盾牌搭接在一起，鑄成銅牆一塊。
重裝步兵。圖片來源
不過有些城邦是當中的異數──斯巴達公民特殊的歷史演化脈絡連帶的也造就了他們士兵的名聲。如前述，一方面他們必須面對無時不刻潛在的奴隸叛亂，其社會化的過程加強了他們每個人質量上的軍事能力；另一方面，政治與經濟上非常平等的地位則在最大限度內維持了一個比例上的數量優勢──相較於一般城邦當中僅有30％至40％的較富裕階層才能負擔得起重裝步兵的職務，所有的斯巴達公民都是重裝步兵。這也是斯巴達人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能夠在陸上稱霸的背景因素之一。
而雅典所擅勝場則在於海軍；眾所週知的是，公元前480年在薩拉米斯率領艦隊擊敗波斯人的雅典海軍名將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約公元前524年至前459年)在波希戰爭告一段落後，說服了雅典人接受他的政策──在陸地上建築城牆防衛雅典與港口庇里猶斯，而將大部分的人力集中到海軍(因此，港口的防衛甚至比雅典本身還重要)。海軍的主力艦種，所謂的三列槳艦(trireme)可搭載大約200人，其中包括10餘名重裝步兵；但更重要的是操作船艦的舵手和其他那170名槳手。舵手或許出身於社會的上層，但槳手的社會地位則相當低下，甚至多的是非常貧窮的人──包括有一點或沒有土地的公民、外邦人乃至奴隸。
主體常奏──生活與公民
然而擁有自由意志的未必就是僅憑自身便能存在的；城邦(polis)在有意識的自主行為之外，仍要不由自主的進行其他活動維持其生命，或者有意無意間將此兩種行為等同起來。所以我們對此不會感到驚訝──在整個城邦的人口當中，比如說雅典，二十萬人中僅有成年男性公民三萬人，也就是僅佔全部人口的15％左右。婦女並無政治地位；同樣是在雅典，公民妻子的公民身分主要是顧慮到將來她要撫養的公民兒女而授與的。除了生兒育女以延續香火外，城邦的人口中還包括許多奴隸與外邦人；當時的雅典據說有奴隸四十萬，厄基納有四十七萬，科林斯則有四十六萬(這些數字當然是極不可信的)。他們的地位即使不與其對城邦的重要性成反比，一個城邦沒了他們恐怕也不像話──奴隸的存在本身，以及城邦中無所不在的由奴隸進行的勞動加強了這樣的想法：奴隸的工作，即直接或長期的為別人的利益而工作，是追求自由、身分與尊嚴的公民所必須極力避免的。這種想法反過來使得某些工作和工作條件免不了沾染上了社會的偏見成見──農民瞧不起手工業者，因為他們在空間狹小或環境危險的室內勞動──和女人、奴隸是一個樣；不事生產的商人也一樣被鄙視；富人向來把窮人踩在腳下，但嘲笑做工行商的公民比嘲笑家徒四壁的貧農更利害得多；耐人尋味的是，有錢的大地主身分比採礦致富得來的要來得體面，而手工業大亨的名聲則更等而下之。
這樣看來，美國總統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公元1743年至前1826年，在任1801年至1809年)的主張也就不突兀了──政治自由只有在經濟寬裕與社會平等的狀況下才能存在，因而只有自立的、勤劬的、以公共利益為第一考量的自耕農才有能耐掌握此種權利。是地，到了公元前四世紀，在雅典，較貧窮的那大約兩萬五千至三萬個公民(相較於千餘到一千兩百人之間、有錢到定期樂捐贊助公共事務的富裕公民，以及另外一至四千餘人、包括外邦人等承擔的起臨時戰爭稅的富人)，其中大部分無疑仍是小農場主。大約8％至15％的富人擁有的田產可能佔了所有可耕地的三分之一(儘管他們的經營觸角很廣，甚至根本沒有土地)，而大多數能夠承擔、乃至不能勝任重裝步兵任務的公民所擁有的土地不到六公頃。在第四等級的公民(應歸類為梭倫所謂的「僱傭級」)中有多少人擁有田產甚至奴隸，直到現在都還是個問題；不過據說重裝步兵在服役時一般都有奴隸隨從，他們也在這一階級公民的小片土地裡頭充當幫手。富人掌控的土地則規劃成不同的單位；某些田產也租給佃農，但所有土地都會用到奴隸。在其他的城邦中不曾經歷過像雅典那樣、由梭倫所進行的斷絕生產依附關係的立法，大多數公民仍以收益分成或類似的形式繳交地租給大地主；但其他一些島嶼城邦也經營起了由奴隸管理的大莊園，出口高質量的葡萄酒，就像開俄斯或科福那般。
除了農業以外，另外兩個經濟部門──採石和採礦業更是依靠大量的奴隸勞動力來營運的。一般的城邦需要石灰岩來作房屋建材，而高質量的大理石則用來建造廟宇、雕刻石像或銘文；後者圖利了那些擁有石匠的奴隸主和能夠以馬、牛車、奴隸搬運製品的農場主。另一項更重要的產業是採礦業，尤其是金銀的開採──在雅典南方的勞里昂銀礦區，在其高峰期時據說聚集了數十萬的奴隸，礦場週遭豎立的瞭望台暗示著如此數量龐大的奴隸聚集在一起是怎樣的引起了治安上的恐慌。許多礦區已事先開鑿了堀井和通風口，城邦將這些礦井出租給(幾乎全是)公民，只等著奴隸進駐開採。無疑的，除了常在礦坑中喪命的奴隸外，所有人都有機會從中得利。
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存在著與普通公民所進行的農業類似的情景──業主帶著幾個奴隸在家庭小作坊裡進行生產；那裡通常也就是他們的住處。除了紡織外(通常由婦女進行)，諸如製陶、冶金等等，很少超過上述的生產規模；規模擴大意味著一些奴隸必須與奴隸主分開，在獨立的店舖裏生產銷售。在商業中也存在著類似的限制：大部分商人的營運規模很小，通常只擁有一艘船；而奴隸經常被委以重任，獨立經營。
我們可以做個小小的結論：土地和奴隸，就是公民身分的標誌；所有雅典公民，即便是那些較貧困的，他們的法律地位都指向一個可能的、更好的社會地位向上爬升的可能性──擁有更多的土地與奴隸，無論他們本來有或沒有。現在可以進一步去討論戰爭了──沒錯，戰爭中失敗被俘的敵人士兵讓市場中的奴隸暴跌，而歸屬上有爭議的土地是鄰國間頻頻爆發小規模戰爭最常見的原因。
主體變奏──戰爭與士兵
所以接下來這句話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外交政策」在希臘語中意味著「關於和平與戰爭的事務」；外交活動的存在與達成是戰爭的結果，是戰果的清算，最後討價還價的總結著彼此的虧損或收益。「和約」並不意味著交戰的某幾方是真心愛好「和平」的。亞里士多德便認為，國家的政治結構就是為了適應戰爭而演變而來的。
亞里士多德還認為早期的希臘世界是騎兵的天下，這或許是從希臘早期貴族團體的名稱推斷而來的。儘管希臘的地形始終不適合騎兵作戰；早期希臘貴族可能是騎馬上戰場，但下馬作戰。然而騎兵的地位始終很高；原因很簡單，照料馬匹的牧場、飼料和其他林林總總的開支要求的條件就是富有；如前述，雅典公民中第二富裕的等級便是騎士級。
現在我們要談到希臘世界中那個最顯著的特徵、那個一而二、二而一的軍事─社會複合體了──在雅典屬於「雙牛級」的公民，也是戰場上的主力中堅，所謂的重裝步兵(hoplite)；此一稱謂或許源於他們裝備中最鮮明的盾牌(hoplon)，這種雙把手、直徑約一公尺、基本上為木製，但有時在邊緣或表面鑲嵌青銅的裝備重約二十磅(約九公斤)──若是再加上其他諸如青銅薄片製成的頭盔、胸甲以及長二至三公尺、山茱萸杆鐵槍頭的長矛等等裝備，一名步兵的負重將達到75磅(約34公斤)。因此，儘管重裝步兵在早期是與僭主政治同步出現(本身是貴族的僭主能夠從早期的貴族政治中擊敗群雄、脫穎而出實行獨裁，或許就是因為他們依靠、討好的是那些有能力擔任重裝步兵的公民)，而且在戰鬥時未必一定要組成嚴整的隊形，但至遲到公元前600年，步兵方陣的作戰風格已成定式──很明顯的，如此笨重的靶子要能發揮其威力，必須依靠彼此間的密切合作。他們通常在戰場排列成八(人)乘八的矩陣，但在接敵的瞬間隊列互相靠攏，使得正面的人數增加到16人並將盾牌搭接在一起，鑄成銅牆一塊。
重裝步兵。圖片來源
不過有些城邦是當中的異數──斯巴達公民特殊的歷史演化脈絡連帶的也造就了他們士兵的名聲。如前述，一方面他們必須面對無時不刻潛在的奴隸叛亂，其社會化的過程加強了他們每個人質量上的軍事能力；另一方面，政治與經濟上非常平等的地位則在最大限度內維持了一個比例上的數量優勢──相較於一般城邦當中僅有30％至40％的較富裕階層才能負擔得起重裝步兵的職務，所有的斯巴達公民都是重裝步兵。這也是斯巴達人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能夠在陸上稱霸的背景因素之一。
而雅典所擅勝場則在於海軍；眾所週知的是，公元前480年在薩拉米斯率領艦隊擊敗波斯人的雅典海軍名將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約公元前524年至前459年)在波希戰爭告一段落後，說服了雅典人接受他的政策──在陸地上建築城牆防衛雅典與港口庇里猶斯，而將大部分的人力集中到海軍(因此，港口的防衛甚至比雅典本身還重要)。海軍的主力艦種，所謂的三列槳艦(trireme)可搭載大約200人，其中包括10餘名重裝步兵；但更重要的是操作船艦的舵手和其他那170名槳手。舵手或許出身於社會的上層，但槳手的社會地位則相當低下，甚至多的是非常貧窮的人──包括有一點或沒有土地的公民、外邦人乃至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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