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寫作背景──希臘世界與戰爭[1]

今天我們在追溯西洋史學的淵源時,通常會把歷史寫作第一人的桂冠贈與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年至前425年)。除了被西賽羅(Cicero,公元前106年至前43年)譽為「歷史之父」的他之外,稍後傳世並同樣家喻戶曉的「史學家」還包括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公元前455年至前400年)與色諾芬(Xenophon,約公元前428年至前354年)。三人的著作都以戰爭的描述著稱──希羅多德的《歷史》寫作關懷,是為了解釋「希臘人與蠻族人(波斯帝國的非希臘人)彼此發生戰爭的原因」;希羅多德的繼承人與對頭修昔底德,則更明白的寫了他親身參與的「偉大的戰爭,比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任何戰爭更有敘述的價值」];色諾芬除了接續修昔底德未完成的那部著作外,他自己也留下了一部極富傳奇色彩的《遠征記》,描述作者在參與波斯叛亂的僱傭軍中服役,並且在戰事失敗後全軍且戰且走、最終返回希臘的故事。所有這些著作都表明了兩件事:第一,希臘世界的戰爭如此頻繁,以致於吸引了這些作者的目光;第二,他們在被吸引的同時也感到不解──因此戰爭的原因也就成為他們寫作的動機之一。實際上,「歷史」一詞在希臘文中的原生意是「問詢」(Inquing);這意味著了解戰爭的來龍去脈才是他們寫作的主旨。這篇文章所嘗試的其實也就是後面這個主題,即藉由一個對希臘世界的整體描述,襯托出修昔底德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的時代氣氛。

西方史學的鼻祖希羅多德。圖片來源

進行戰爭的主體──城邦(polis)

對當代的人來說,將「國家與國家間的武裝衝突」當作「戰爭」的定義並無理解上的困難;儘管武裝衝突的層次(何種規模的武裝衝突算是戰爭?)與民族國家的抽象定義(國家的存在依違於各種性質的描述:土地、人口、首都、政府…但國家本身是抽象的概念,其存在並不體現於關於它的任何性質上)使得以上的定義遠非字面上那樣肯定。同樣的,儘管希臘人對polis的理解恐怕要比現代民族國家要來的具體得多,我們仍然需要許多的解釋,藉以擺脫現代人思想的窠臼,接近並了解希臘人腦海中的、那個征戰不斷的主體是什麼。

「男人就是城邦。」

這句話出自《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一個著名橋段;那時正當雅典遠征西西里,派去支援的艦隊覆滅,遠征軍糧盡援絕的境況。遠征軍主將之一的尼西阿斯(Nicias,約公元前470年至前413年)為鼓勵士兵背水一戰,在演說中說了這麼一句。這裡所謂的「男性」(andres)指的是生理、社會與政治涵義上的成年男子──那也就是所謂的「公民」。因此,「城邦」(polis)的洽當翻譯應該是「公民國家」──由所謂的「公民」、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此種「公民國家」的最早是與公元前750年至前550年之間的「殖民運動」同時發生的──也許正因為這些分離出去、紛紛建立的殖民團體一開始就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因而為接下來的希臘世界樹立了此種「公民國家」的典範;正是在此期間,希臘人開始以雅典人、斯巴達人或其他的隨便什麼人自稱──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批殖民潮所及的地區確實畫下了後來我們熟悉的希臘世界的疆界,這片空間橫亙在直布羅陀海峽與黑海東岸之間。

不過不同的城邦,其「公民」的形成過程當然也有其各自的特殊脈絡;雅典與斯巴達這兩個最著名的城邦,其公民身分的區別與演化過程就有相當大的差別。以斯巴達來說,其「公民國家」之所以形成,關鍵在於希洛特人(Helot)的征服──被斯巴達人征服的希洛特人處於奴隸的地位,從屬於整個斯巴達城邦;而兩者人數的重大差距──希洛特人比斯巴達人要多得多,而且差距還不斷的在拉大──再加上重裝步兵(hoplite)戰術的成熟(至遲在公元前600年),促使斯巴達人採取各種措施,以鎮壓可能的或正在進行中的叛亂活動。這些措施包括:擴大公民大會的權限,賦予更多斯巴達人政治上的權利;重新分配土地,每個斯巴達人都有最小限度的由希洛特人耕作的田產。於是斯巴達人開始自稱「平等者」(Homoioi),並且藉由一系列的制度,諸如統一的體育、軍事、音樂等各種競技訓練;男孩從13歲左右開始的、制度化建立的同性戀關係(制度化的同性戀生活可能也是女孩教育的一部分);以及取得公民權後才能參加的公餐制度等等,強化其公民國家內部的凝聚力。

雅典公民群體的形成則與前後兩個著名的改革者有關:梭倫(Solon,公元前638年至前559年)與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約公元前565年至前505年)。梭羅的改革因應的是公民國家內部的分化危機: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從而使得窮人面臨因債務引起的、被富人奴役的危機──亞里士多德這樣說:「一個自由人的條件是不為別人的利益而過活」。相較於斯巴達人的改革,梭倫的改革在對象上是相同的,但面臨了其他的困難。他取消了所有的債務,而且更徹底的廢除了債務奴役制度,透過繼承法保障小家庭的存續,以及立法限制富豪的奢侈與濫權。除了經濟上的保障外,他在政治上也採取了若干措施,鼓勵出席公民大會,參與國家決策;出席新設的民眾法庭(Heliaca)參與司法審判。所有這些政策都為了加強公民的身分認同,提高公民的權利與榮譽,並且嚴格的區分奴隸、移民與公民之間的差別。然而這樣的改革也有其妥協的一面,公民團體依其財富分為四個等級:500斗級(「500蒲式耳的人」)、騎士級(前兩個是富人階級)、雙牛級(中等公民,在軍中擔任重裝步兵)與僱傭級(窮人),政治職務以公民身分的等級來劃分。實際上,此種改革的後果之一,同時也是富人接受這些改革的原因之一,就是奴隸輸入(從非希臘地區)的擴大。

梭倫改革之後的雅典經歷了一段時期的、以庇西特拉圖(Pisistratus,約公元前600年至前527年)家族主政的僭主政治[19]。當僭主的統治結束以後,克里斯提尼在政爭中獲勝,並且進一步推行與前人的改革傾向──公民團體的塑造──相同的政策。移民現在被正式的稱作「外邦人」(metics),取得公民身分變得更加困難,雅典男性也不再與外邦女性通婚。

城邦在其自身內部的秩序是否穩定,對其能否對外進行擴張起著很大的──如果不是決定性的──作用。亞里士多德曾與其學生們進行一項研究計畫,而計畫的結果是發表了《政體》一書,研究了158個希臘與非希臘城邦的發展史與政治結構。這個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關於城邦發展的趨勢,分析的焦點集中在「停滯」(stasis)這一術語上,而其關懷則是城邦該如何避免此一情況──「停滯」一詞,在其引申意中指的是嚴重的派系鬥爭,或者城市內部動盪,乃至於陷入內戰的情況。而一個城邦能否擺脫此種困境,關鍵則在於公民本身。在他看來,大多數國家的公民是由極大多數的窮人與非常少的富人所組成,而兩者間的衝突就是城邦不幸的根源──亞里士多德也主張存在一種「中產階級」,財富介於窮人與富人之間,因而此種階級的多寡對於一個城邦內部的秩序而言起著很大的作用;換句話說,大多數城邦之所以動盪不安,正是因為這個階級的人數太少,無法發揮作用。正如修昔底德所言,雅典所面對的最可怕的敵人既不是斯巴達也不是波斯,而是雅典自身;戰略失誤以及內部分裂是造成雅典最終遭遇災難性失敗的決定性因素。反過來說,成功的阻止階級分化,正是上述兩個城邦有本錢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爭霸的原因之一──希洛特人的大暴動發生在公元前七世紀中期,而成功鎮壓這場暴動的斯巴達人是公元前七世紀時所有希臘城邦中最強大的。相較之下,雅典崛起的時間點便晚了許多;修昔底德在敘述雅典的龐大勢力是怎麼擴張起來時,是從公元前480年的波西戰爭為起點來敘述的;在此之前雅典的內部調整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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