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化的關鍵

近代中國的歷史對現在的中國人來說是很尷尬的,如果不是悲慘的;這讓長期接觸光榮過去的中國學人在處理中國近代史時顯得彆扭。映入眼簾的淨是內亂外患、割地賠款、天災人禍、貧窮落後,怵目驚心。於是近代中國的歷史呈現的是一個在苦難中掙扎脫出的過程,近代中國史學家的任務則在為這種陣痛提出解釋,給那些努力做出評價。

中國近代史的敘述架構因而也就因循著「挫敗或刺激──改革」的模式:鴉片戰爭(挫敗,但沒有引起顯著的改革)──兩次英法聯軍之役(挫敗)──自強運動(改革)──中日甲午戰爭(挫敗)──維新運動(改革)──日俄戰爭(刺激)──立憲運動(改革,但結果是挫敗)──革命運動(改革)──一戰後日本佔領山東,戰後巴黎和會加以承認(挫敗)──五四運動(改革)。五四以後,中國學人已經完全沉浸在失敗的氣氛當中,自是不必有人「提醒」中國的落後,中國的落後成為學人論戰的基本假定。


鴉片戰爭中英海戰圖。圖片來源

改革的面向也隨著挫敗的日益深重而改變。鴉片戰爭時幾乎是毫無痛癢;兩次英法聯軍之役後開始注意到輪船火槍等等物質文明的不及西方,展開了自強運動;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東鄰日本的成功經驗又將改革的向度轉到政治制度上。民國成立以來內憂外患的日益嚴峻,僅僅政治制度的改革已經不能滿足革命家的胃口,於是五四運動、新生活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總而言之,改革的矛頭直指社會最深層的文化內涵上。

史家在批判這一連串一山勝似一山,起於毫末、終於排山倒海而來的改革以及其失敗,有一個據以衡量的標準:「現代性」。物質文明也好、政治制度也好、文化內涵也好,總因為改革的面向僅及於一面,距離完全的「現代」當然也就有股差距。這當中針對文化內涵的改革大概是所有改革中最成功的;一個民族除去了文化還剩下什麼?從後人的角度來看,「現代化」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努力目標;而努力的失敗,則肇因於努力的方向不夠「現代」。

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個人;個人的集合為團體,集合的集合即組成社會。然而一群人聚在一起就能成為一個團體嗎?不能。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還要靠「關係」,即個體之間相互身分的認定;個體和關係猶如網結和網繩一樣構成一張網,即社會上的團體。社會關係可以有否宰制性分為兩種類:國家、軍隊、公司等等,團體內成員之間的關係是可以發揮強制性的權力的;而宗教教派、學術學會、體育社團之類的團體,其成員之間的關係不是從屬支配性的。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這是現代人對社會的分類。此話何解?因為考諸歷史,政治團體也可以是部落型態式的鬆散,宗教團體則常為有紀律的結社;關係無論係何種性質,有時其作用僅止於作為維繫的圖騰而已。可見支配無有否之分,只是程度大小輕重的問題。

且把近代西歐的政治制度原理拿來和傳統中國政治制度原理做個比較。近代西歐民族國家的組成重要概念之一是所謂的主權(sovereignty),即對於其所屬的土地人民,其政府擁有絕對的管轄權。但主權不是一開始就拿在人民手中的──這概念最早出現時是用來為君主專制的統治做註腳的;隨後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乃至以後蔓延至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革命,那背後的理論基礎都在於把不公平的主權歸屬給從新分配──無論是還給「應當」擁有主權的殖民地人民、被貴族教會壓迫的第三平民階級、還是被資本家剝削的無產階級。在這種政治制度的原理中,權力的歸屬與隨後發展出的「權力的分劃與制衡」成為其特色;而科層制度,或許說官僚制度,其存在只具有工具性質,只是為了貫徹主權的意志而已。

但這套理論有普世的適用性嗎?起碼,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設置原理就與西歐大大不同;若西歐的理論主軸是「主權」,中國的理論主軸或可以「名份」相提並論。「名份」大致意涵若運用在政治上,則可由孔子的一席話概括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這裡不妨將其簡化視之,把它看成是「名」與「事」的關係:政府的組成即因事設職(名),而天子之職即在於授與他人治事的名份;事權既分,儘管官品或有高低,彼此之間實際上是不相統屬的。明朝的戶部尚書負責的不是指揮他部裡的侍郎,而是尚書侍郎各有其職,各專其事;這種形式的政府體現的不是由單一動力源推動的齒輪組,而是各個行星各自按照既定軌道運轉的恆星系。皇帝若是不安於「譬如北辰」,干涉其他部門的運行經常是困難的,另外培植私屬的情形更為常見──這些私屬最後常常替代原本的政府機構,形成「內朝」不斷取代「外朝」的歷史現象;而短期內皇帝手邊最合用的則非宦官莫屬。明成祖要下西洋,明神宗要收礦稅,派出去的都不是公共的正式政府官員,而是僅能代表皇帝私意的宦侍。

這種不相統屬的情況有許多佐證。直接翻閱明代的調兵遣將的奏疏,可以發現指派的單位大小不一,而一個單位的兵員通常僅有數千人,可以少至數十百人;這裡暗示著即使有較大的單位和職位,卻不能透過這些較高的職位指揮較低的職位。清代甲午戰爭,外國觀察家直呼其為李鴻章個人與日本的戰爭,也就是說中國實際投入的部隊僅包括淮軍和北洋艦隊;當時廣州艦隊也曾「意外」與日軍交戰,戰後還要求日本交還應屬「中立」的俘獲船艦。近代中國政府的積弱不在於沒有力量,而在於把力量集中的骨骼與肌肉不夠結實。

假如這只是政府的問題那倒還有補救的機會;政府不過是社會整體的成員之一而已,社會當中組織程度更為緊密的團體足以轉化其功能並且將原來的政府取代。然而自唐宋以下中國的社會的演進方向上正是階級消融、平舖散漫,所謂一盤散沙。明朝的滅亡正可做一借鏡:李自成和張獻忠等流寇、明政府軍和東南鄭氏的海商勢力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三個主要勢力,而只有鄭芝龍鄭成功父子被招安的這一脈可以算是社會上自然產生的;流寇則根本是非常態的、正常狀況下不會存在的社會變體;又正規的明朝部隊是依靠部隊的紀律在維持,其社會組成為世襲的軍戶、招募的傭兵和流刺的罪犯,社會基礎的凝聚力甚低。再說清朝對於這三者的爭取也是費盡心機,最後竟只剩明鄭這一系在台灣苟延殘喘;而除此外社會上更無有組織的抵抗。

民國以來政局的起伏不定體現的正是「社會組織的不斷重組,以取代原本政權」的現象。國民黨為首的革命組織只能迫使清帝遜位,由地方督撫衍伸而來的地方軍閥權力結構實無甚動搖;直到國民黨聯俄容共、按照俄國模式改組為剛性政黨和編組黨軍,軍閥才漸次退出政治舞台。然而無論是共產黨抑或國民黨,他們權力基礎當中的很大部分是與外國共享的──即沿海一帶受西方資本主義洗禮、因而可以由西方觀念作為號召、以新的關係建立起新社會組織的部分──這些地方的社會組織同時也是西方列強宰制中國的機構,較弱勢的國民黨在爭取的同時也必須不斷的與西方帝國主義妥協。毛澤東進行的土地革命則是另闢的蹊徑;他組織的是佔中國人口絕大部分、之前少有人試圖組織、帝國主義勢力未曾深入控制的鄉間農民。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股勢力真正集結了中國人民的力量、擊敗了國民黨、不受外國勢力的左右且足以與之抗衡;僅僅是小米加步槍。

假如以上的分析是對的,那麼中國為了現代化所進行的改革當中可能有許多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中國沒有科學,然而即使中國有了科學,中國也必須要有運用科學家能力的機構;科學作為一個圖騰聯繫一個組織的力量也有限。中國沒有民主,可是民主作為一個圖騰聯繫一個組織的力量實際上恐怕還遠遠不及聖君賢相在普通老百姓心中存念的深厚。中國的工業化程度低,可是工廠組織的經營權在老外資本家手裡,工業化程度再高也不是「中國」工業化的程度高。中國有野蠻的吃人禮教的束縛,可是禮教維繫的是什麼?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等等人際關係的聯繫。現在連這最後一點薄薄的聯繫都加以破除,中國的社會只會更鬆散,更沒有力量。

在探討近代中國的衰敗時許多學者在根本上的方向就搞錯了;中國的衰敗的第一個明顯象徵的確是鴉片戰爭,然而造成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那個原因所身處的結構不可能是鴉片戰爭同時才併發的。那必然要追溯到鴉片戰爭前一段千數百年的根源當中,而不是單從近代短短不過兩百年的光陰就能詢出端倪。另外,將中國的落後歸因於「現代性」的不足除了表現出這是「現代」人對歷史的批判外,根本扭曲了中國近代問題的向度──如上所言,中國缺乏的是強制性的社會關係紐帶,而這個紐帶與現不現代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中國在郡縣制國家初起的戰國時代所孕育出的政治機構統治其人民的能力恐怕要比後代積弱的中國要強得多,而社會階級的消融與散漫是唐宋以後的事。如果把問題全用「現代化」的視角去檢視,豈不把與現代性無涉的可能原因想都沒想就屏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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