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軍事革命,1500-1800[1]

譯自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副標題: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 pp.8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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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捷海上

「當今歐洲的情況是,」1760年代法國的首相(chief minister)雪賽公爵(Duke of Choiseul)寫道,「大陸上的權力平衡必須取決於殖民地、貿易以及最根本的,海權(seapower)。」一些歷史學家爭論道這在一個世紀前已經是個事實,甚至可以向前追溯到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失敗。但這樣的意見也帶出來了另一個問題,即,精確的來說,在帆船時代,「海權」意味著什麼?在大部分的時候,它的意思很少超出運送部隊或貿易物資穿越將一個國家(或者其同盟國)分開的海域,運送到需要的地方的能力,或者阻止敵國(及其同盟)作同樣的事。沒有半個現代早期的歐洲政治家將海權等同於對所有海域的完全主宰,即「橫行海上的強權以其驅逐敵人的旗幟,或者僅僅允許敵人以亡命者的姿態出現。」──這個影響深遠的定義是1890年,A.T.馬漢(Mahan)

在其《海權在歷史上的影響,1660-1783》提出的──因為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現代早期國家的海軍能力根本做不到這點。馬漢畢竟是個單純的海軍理論家,為了成功的指導一場海上戰事,就像約米尼為著陸戰所作的一樣,嘗試著找出和公式化「普世原則」。他不是受過訓練的歷史學者。實際上,馬漢曾這樣說道:

「寫定的歷史會在『中心思想旁圍繞著修飾的一群群次要的細節』;某些事實『並不真的會被證據所妨礙』而被找出;而『學者對確定性的熱情會在作決定時流於無能』;以及『事實必須像部隊一樣善加集結』並且聽命於『核心特質』。」值得記住的是在《海權在歷史上的影響》中完全沒有關於火砲、帆具或者船舶設計的討論,因為作者不相信這些東西的改變會影響戰略原則的運用。



不過馬漢也將其議題轉移到過去許多歷史學家所忽視的部分上:在1490年代的「地理大發現」和1840年代鐵路蓬勃發展之間的時期確實是海權的黃金時期,在此期間對關鍵戰略海域的控制決定了歐洲和其以外的勢力平衡。而這導因於現代早期歐洲海上戰事的一場革命,其重要性不下於在陸上所發生的另一場革命,因為它開啟了歐洲人在大部分的現代時期中、在幾乎全世界的海域中的稱霸之路。這個革命的中心,同樣的,也在於槍砲的使用,西方人在海上利用它們,配合上無情的技巧去控制或者摧毀其海上的對手──從美洲開始,穿越非洲和南亞,直抵日本和中國。這裡擱下了一個絕大的諷刺,即現在已擺脫爭論的,整個火器的發展淵源於中國──從發現正確的火藥藥方(現在認為可能早在九世紀初)開始,直到13世紀中期金屬管形火砲的成熟。大約百年後,當阿拉伯與歐洲文獻首次提到鐵火砲時,中國已經具有複雜的銅鐵砲兵器庫,而圖像與考古證據證明火砲被用於(可能是首次)命運多舛的,1281年忽必烈汗對日本的渡海侵略中。

這些早期的火砲運用使我們對於其完全契合於中國的海戰傳統這點不會感到訝異。至少從八世紀開始,中國的戰艦已經傾向於遠距離投射火力的戰鬥方式而不是近距離作戰或登艦肉搏,而搭載投石器或拋石機的戰艦是宋代海軍的主流配備。艦載火砲可以在1350年代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的艦隊甲板上找到;而北京軍事博物館收藏的一門火砲上的銘刻表示其鑄造年份是1372年,交由南京附近的「左水軍衛」使用。它同樣可以在1350年代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的艦隊甲板上找到;而北京軍事博物館收藏的一門火砲上的銘刻表示其鑄造年份是1372年,交由南京附近的「左水軍衛」使用。它同時也銘刻了數字「42」,顯示當時的海軍火砲已規格化。在15世紀早期帝國的每艘軍艦上必備50具各式各樣的火器,1000顆彈丸,而且這可能是幾年後七次深入印度洋的艦隊上的裝備,在穆斯林鄭和的指揮下,遠航至摩加迪修(Mogadishu)與亞登(Aden),還包括一次對錫蘭的侵略行動。到了1520年代明朝的軍艦上仍然在使用槍砲,且在海軍艦砲的幫助下在屯門(Tunmen)擊敗了一支葡萄牙艦隊,將歐洲人抓起來丟進大牢,最後處決。(待續)

鄭和寶船的復原圖。然而由於關於尺寸的現有史料來源稀少且可靠性不足,寶船的真正面貌遠不如後人猜想出來的模型那樣穩如泰山。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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