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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9]

後記

在正式動手之前關於這場戰爭我關心的是明軍兵力的問題，在翻閱《明實錄》後也確實能找到一些兵力數字的細節；遺憾的是顯然只有一部分被記載下來，因此這個問題實際上沒有圓滿解決。在我來動筆之前正在翻閱一些明初的紀錄，所以其實一開始我想寫的是關於明代火器的發展；不過相對於我想寫的東西我所掌握的資料未免過於薄弱，問題也還未得到解答，所以只好回頭來寫薩爾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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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8]

引用書目(以作者姓名比劃為順序)

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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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7]

後話

明廷不知是充分自信亦或神經大條，薩爾滸大敗後對楊鎬的處置僅僅是令其「戴罪視事」[1]，還沒有意識到明軍的戰損已經嚴重動搖遼東軍情；然而就在六月15日，金兵攻陷開原城，四個月前逃過一劫的馬林正在此鎮守，終於不免一死。七月25日，金軍又襲取了鐵嶺[2]。明廷終於有了反應，八月13日，楊鎬被錦衣衛逮走下臺一鞠躬，由熊廷弼繼任經略[3]。同月21日，重創明軍的努爾哈齊終於得以一償夙願，擊滅葉赫，完成統一海西四部女真的大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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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6]

明軍戰敗的原因：戰術性的解釋

在翻閱了薩爾滸之戰中的戰鬥細節描述後(主要是滿州方面較可靠的資料)最令人感到訝異的，莫過於一支佔據山頭等制高點、大量設置障礙物甚至挖掘壕溝，並利用這些掩蔽施放火器的一支看似「現代」或者「先進」的部隊，和另一支穿著盔甲、揮舞長槍大刀弓箭正面攻堅的「中古」時代的軍隊，兩者的作戰結果卻是後者大獲全勝，甚至宣稱其陣亡人數不過兩百餘人[1]。由於「火繩槍能夠擊穿盔甲」是一種「常識」，似乎這種「常識」不但不足以解釋女真人的勝利，甚至要反過來懷疑其記述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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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5]

阿布達哩崗

直到三月11日，薩爾滸敗報才經由楊鎬的奏疏傳到明帝手中。書中並稱楊鎬立即傳令李如栢(清河)和劉綎(寬甸)兩路軍不得深入，馬林和杜松軍中的倖存將領收容殘部敗兵，並另外擬調次一階段作戰所需的兵力。當然免不了的還是追究戰敗責任(死鬼杜松這下百口莫辯)，順便以初六日取得的劉綎捷報「平衡」一下明軍失利的消息。李如栢的部隊後來終於安然的回到瀋陽[註一]，雖然滿州方面的資料記載道，女真哨兵在見到敵人撤退後，躲在山上林木茂密處晃動拴在弓上的緩帽，嚇得明軍以為敵軍伏起，連忙倉皇撤離；落後的部隊被女真戰士砍倒40餘人，逃難間跑死馬匹千餘。[註二]然而到了13日，明廷終於發現不對勁了──劉綎生死未卜，敵人卻已逼向劉綎攻擊發起線附近的寬甸一帶──[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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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4]

薩爾滸

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29日午時，杜松一路兵抵達攻擊發起線撫順關[註一]。按照原定計畫他應在三月初一出關，並於次日與馬林一路兵會合，一同前進[註二]。但杜松素來以驍勇善戰自居，根本不把努爾哈齊放在眼裡，甚至曾經提著他那據說重八十斤、專門用來打瘸馬腿以虜獲敵人的鐵鞭大言道「我必生致之，毋令諸將分功也」；他不理會同行的王宣等諸將的勸阻，迫不及待的於29日申時(下午四時)出關挺進。三月初一日早晨進入敵境，與敵人小部隊接觸，杜松緊追不放，將車營丟在腦後；而山谷狹隘，兩馬不能並行，明軍頗有傷亡。[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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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3]

金的軍事與編制

在談到努爾哈齊的軍隊時不能免俗的必須交待所謂的八旗；一般最常見的八旗的編制是這樣的：「每三百人立一牛彔額真，五牛彔立一甲喇額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左右立梅勒額真，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註一]按此數據推算，八旗各有兵員7500人，全部兵力達六萬人──然而這只是一種理想的編制狀態而已。薩爾滸之戰後三年，朝鮮方面所記載的金軍編制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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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2]

明軍的兵力與組成

從前引史料已知明軍出兵八萬八千五百五十餘；除此之外，還有朝鮮兵一萬三千，葉赫兵一萬(按：這大概只是個成數。不過這支兵實際上沒有參戰，可暫略去不談)。比較有問題的是各路明兵確實的兵力數字，史無明文，最多記其成數。除此之外，前近代戰爭中士兵並不是可以任意替換的零件(實際上，任何時代都不是)，兵力數字只能理解士兵的數量而不是質量，有必要交代不同明兵的作戰方式──在下文可以見到不同系統明兵的不同戰術如何造成了不同的戰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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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滸[1]

前言

對明朝來說，萬曆四十六年三月，西元1619年4月發生在今天遼寧省東部一片白山黑水間的薩爾滸之戰奏響了王朝覆滅的序曲；在此以前，無論對手是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東方海上的倭寇海盜，或是南方山岳的土司蠻苗，明王朝似乎總能振衰起蔽，從最初的大敗中吸取教訓，並以其重新組建的國防武力擊敗敵手。明王朝能夠在1590年代發生的三場大戰(即所謂的萬曆三大征)中取得最終勝利，正是倚賴這些與北虜南倭歷經血戰下所培養出來的國防精英。然而明朝的軍事優勢並沒有持續很久；就在薩爾滸一役當中，恪守著禦虜防倭的戰術、過去慣用的戰略規劃、久經戰陣的宿將、以及不乏作戰經驗的部隊八萬八千五百五十餘名，在與新興的女真人和努爾哈齊交手後的結果卻是「三路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註一]，陣亡將官三百一十員名，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自此而後，明金之間雖然仍然角力不斷，互有勝負，然而大體而言卻是逐漸丟失遼東領土，甚至戲劇化的江山易手，引領清軍入關，建立清朝。明軍的戰敗，而且敗的如此之慘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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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獻沒有火器？

　　就現有資料而言我不太能贊同「順軍沒什麼火器」的論點；比較貼近實際的狀況應該是，明末清初所有逐鹿中原的陣營在火器的發展和使用上都不容小覷，而在戰場上使用火器的紀錄也很常見。就我看過的資料而言，缺乏火器的紀錄比起缺乏彈藥甚至於火器使用過度造成敗北(例如煙火管制沒做好自爆或者風向不對被自己人開火後造成的濃霧遮蔽住了視線，被敵人趁機殺入)的紀錄要少得多。

關於大順，有幾條資料值得注意。《明史》＜流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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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的口糧與補給

最近翻了一下茅元儀的《武備志》，才發現裡頭有一些這方面的資料(雖然和這本書的部頭比起來實在少得多…)；雖然不多，不過做個粗糙的描繪其實也差不多了。以下引文中的俗字異字皆改為現通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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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後的兵車

戰國時代的戰車復原圖。圖片來源

戰國時代步騎取代戰車成為軍隊主力算是一種常識，可是究竟在哪一個面向上步騎取代了車戰呢？在我看來戰車的作用並沒有因為軍隊成員中的步騎兵大量增加而減低；事實上，一直到西漢初年車步騎都是軍隊中並稱的主力，透過當時軍事家的眼光來看並沒有因為步騎的大量運用而造成戰車沒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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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壘陣戰──對古中國史書、兵書與小說中戰爭場面的詮釋

戰爭是人群表現其主體性的主要活動之一；要知道群體與群體間有無鬥爭，戰爭是顯而易見的指標。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悠久，史書中所載兵事亦所在多有；無奈西風東漸，全盤西化、崇洋賤內者比比皆是，流風所及，西方兵學大行其道，戰史亦以西著見長；至古典中國的兵學軍事，乏人問津，亦少著作。本人無門而入，困學苦思，然後對中國兵家戰史稍有所得，遂筆書之。全文講述四概念，依「陣」、「壘」、「營」、「戰」次序述寫，軸心則圍繞於「會戰」或「合戰」的概念上。緣古書史料所載言簡意該，或有見解不同，本人不敢獨排眾議謂己繹為善；下所言蓋本人所見所及爾，因謂之詮釋。文中觀點得李訓詳，《古陣新探--新出史料與古代陣法研究》一文啟發甚多，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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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守總兵官

總兵其實是總兵官的省稱。總兵官一詞在元代已經出現，不過其細節還要再深究。以明代來說，《明史．兵志》那句「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大家耳熟能詳；不過《明史．輿服志》則謂「有事征伐，則命總兵佩印以往，旋師則上所佩印於朝。」：一開始是出征才掛將軍印，到後來(明仁宗洪熙以後)則漸漸的鎮守地方的總兵官也掛印稱將軍了。

以明神宗萬曆年間的北部邊防(所謂的「九邊」；不過「九」其實是明世宗時設置的邊鎮數字，萬曆朝已超過了。對，這個數字是越後來越多)為例子的話，各鎮總兵節制的兵力如下：(茅元儀《武備志．卷二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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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鄭水師的船舶種類、尺寸、噸位與總噸位

首先應該說明的或許是，在鄭氏活躍的當時人們使用的概念之中並不存在著某種廣泛被接受的分類模式，像是大約同時期(1653年)英國海軍對戰艦所做的六級分類那樣。因此下文中將敘述的分類與其說是當時就存在的，還不如說是筆者將其從文獻中抽出概念化後的產物。我們知道在明末的軍事著作中還有其他分級的方式。

筆者所借用來做分類的概念主要來自於兩本著作：施琅《靖海紀事》中的〈飛報大捷疏〉與陳良弼的《水師輯要》。在〈飛報大捷疏〉中可以很明顯的注意到「砲船」、「鳥船」、「趕繒船」、「雙帆艍船」等名詞不斷重複的出現。這幾個名詞當中，除了砲船有「每賊炮船安紅衣大銅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頭兩邊安發熕二十餘門不等，鹿銃一二百門不等。」的描述外，並沒有其他船隻的相關描述。筆者會借用以上幾個船隻名稱作為可運用的概念，主要還在於稍後寫就的《水師輯要》當中，很明白的將當時現役的戰船分作「趕繒」與「艍船」兩類，並分別加以圖繪解說。實際上，陳良弼是這樣交代這幾種船之間的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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