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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 27 Thu 2008 21:24


從小住眷村。大學時眷村改建,眷戶搬走了,眷舍也移平了;拆成一片廢墟,再將廢墟一片移平,下面挖起地下層,上面起著不知名的國防部所屬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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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後雜感

記憶一:
前輩某在看我替文化局設計的電子報格式。
「怎麼都是綠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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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瘋政治


您今天政治了嗎?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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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獨之前途

這題目有誤導之嫌,因為這問題我沒有花時間了解過,沒下功夫研究過,談不上。不過還是有些感想想抒發一下,針對最近藏人舉事與中共的鎮壓。臺地雖實質獨立,然而國際上未獲承認,某些人「見獵心喜」乃至於幸災樂禍的心情可以理解;是說對於這整個事件的關懷還是應該回到活生生的人身上才對,我這人看國家還是當它做必要之惡的緣故。是故基於「愛國情操」的運動,除了在「反帝」(國主義)上有其必要的功能之外,不應該再加油添醋上別的什麼感情,以致於國家出了什麼狗屁倒灶的紕漏還要拉下臉來死命為之辯護;國家既然可以「抵禦外侮」,對付人民自然遊刃有餘,故而民主政體強調的從來是權力的制衡而非行政效率。就此而言,我還是從爭取人權的角度來同情當地人的;那種「愛國的自大」我看來總有一點彆扭。

這不是說我堅持「反分裂」、反對任何獨立或民族自決運動;爭取建立國家或自治體系是另一碼事,而且是很實際的事,只是在大腦裡規劃尚且難保實際進行時沒差錯,僅憑一時激憤是有很多後遺症的。1960年代的剛果危機可不是因為比利時不肯放棄殖民宗主國的氣派而引起的;恰恰相反,是比利時「不負責任」,急欲脫身之下,等於一下將殖民政府丟給當地獨立運動的領袖,而當地在接管人才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機構差不多限於癱瘓的境地,一場內戰後軍事獨裁了事。這還沒完;到上世紀末,盧安達境內胡圖族與圖西族互相殘殺,圖西族最後終於控制盧國境內。但胡圖族的殘餘士兵進入了剛果與當地地方勢力結合,使追擊的圖西族部隊介入了剛果內部的政爭──實際上,1997年時在烏干達、布隆地和盧安達支持下的叛軍攻佔了政府所在地金夏沙,並將國名從薩伊改回剛果。當局勢穩定後,這些支援的國家發現新政府想過河拆橋,紛紛發起二度叛變;而新政府則另外接受了納米比亞、辛巴威、查德、安哥拉等國的兵力支援,雙方靡戰至2003年方才罷兵。這場「非洲的世界大戰」造成傷亡無數(平民死亡五百萬人以上)不說,戰爭中的其他創傷更為慘酷:聯合國的報告就指出戰爭中的性侵害是「遠不止於強暴」,到了性奴役、強迫亂倫、甚至食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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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衰落的年代

佛洛伊德說文明的代價是壓抑。1960年代火紅的3M(另兩人是馬克思和毛澤東)之一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將馬克思重新捧起來的方法,就是引入馬氏譴責資本主義將人異化的學說,從而思考一個比較不壓抑的新文明。馬克思所謂的異化在描述這樣的過程:當工人們隨著生產流程被組織起來時,他們本身也成為流水線上工具的一部分。實際上,往往也只要求使用他們身體的一部分作機械性的勞動(汽車大亨亨利.福特的功績之一,便是大規模的僱傭殘障人士──反正某些工作用上一手一腳半個身子也就夠了)。生產出來的產品則冠上工廠地址與企業名稱,經過不知其名的銷售通路由不具名的消費者買下。工人的自主性被剝奪了:他經手的產品並不需要特別的花費心力,而且通常不在他手上完成,成品也不會留下他個人的印記,等到他想送給朋友同樣的禮品時,還是自己掏了薪水去買,然後說明哪個部分可能是自己做的…個人藉著改造或創造表現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現在他只是在無關的場所做著與自身無關的勞動,唯一的犒慰是熟手之後自己的腦袋可以到別處神遊,做做白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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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佚居

小時後我不進廟拜拜。那是因為算命仙某對我媽說我「身上帶劍」,所以不能上殿──在漢代,「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是特權階級的特權,榮耀份子的榮耀;人既要向神明邀特權,自然不敢擺出一副已經夠榮耀的排場。我這帶著看不見的「兇器」到處晃蕩的,自然在違禁之列。

我是反對迷信的人,不過這並不表示我不迷信;真正的迷信,往往迷信者自己不知道。就此而言,我只能說「唉呀,我講的不必當真」。不過這算命仙的「神」話我記得很牢,倒不是因為我有通過金屬探測器實驗過。佛洛伊德著有《夢的解析》,以夢中的內容作為分析、探究潛意識的材料。然而實際上,心理學家裡頭搞精神分析的,並不認為現實中的象徵少於夢中。或許換個我這唸歷史的歷史學講法:人在解釋自己目前狀況時,記憶所起的作用就是留下與現實相關的,把其他無關的丟掉。現實亦或記憶(成為過去的現實)之所以為人所重視,總因為那與當事人若隱若現的羈絆。就我而言,「身上帶劍」沒有像其他記憶中的迷信一樣被丟掉,或者現實中的其他現象一樣被忽略,因為那在解釋我自己時成為一個主要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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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的藝術家們

前衛(avant-garde)這一詞至少有兩個使用的脈絡:首先它指涉的是在19世紀歷次革命的實驗中,組織逐漸發展成熟、理論趨於完善的政治集團中的精英;這類團體常以「黨」的名稱出現,但與保守或自由主義的黨派不同,在黨的組織上更加嚴密,行動富有紀律,思想上則由少數精英規劃指導。此類政黨始於共產黨的組織,爾後類似的政團也被其他國家學習模仿,孫中山聯俄容共後所改組的國民黨是其一例。儘管像李敖之類的自由派人士反對這類「剛性政黨」,但事實是,一時爆發出來的社會改革聲浪甚或革命,沒有接管政權的組織維持政府運作、保住革命成果,聲勢再浩大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廣被歐陸的1848年革命幾乎在爆發的地區將所有所在地的政權都推翻了,但新政權能維持超過一年的寥寥無幾;無獨有偶,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戰戰兢兢著計算著日子,最後終於放心:革命存在的時間已經超過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當然,這類政治團體並不只是消極的「接收」而已;它們是真正的,必要的時候不惜採取暴力手段,去鼓吹、推動其政治思想(雖然或許是烏脫邦)。在紀律的強調下,團體的核心是一小撮意志最堅定、思想最先進、全面掌握狀況的菁英份子,是所謂的革命先鋒。

另一個脈絡是用來指稱那些走在藝術開創最前鋒的人們;不用說,在藝術的「革命」上頭,他們是獨領風騷的一群。諸如「宣言」(manifesto)之類的政治號召,在20世紀初的藝術團體組成時往往是告與世人皆知不可或缺的一面,如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那般。雖然現代主義的藝術一般認為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然而如此這般革命的熱情往往並未將藝術家的創作限制在純粹的藝術上。與史達林治下配合國家宣傳的社會寫實主義不同,這些世人眼中的怪胎們所懷鬼胎般的怪作品,是對社會、政治、經濟等等不公的領域真正表達同情、發出怒吼,甚至想要提供解決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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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主義與美學

所謂的「經典」就是有人給他作註;若是註得好,註文還能當作作文章的材料。西晉王弼,死時才二十四歲,不過像他這樣的天才即便天妒,僅憑所註的老子也綽綽有餘以傳世。基督新教興起之前,歷代神學家對於聖經的註也被天主教當作是正典的一部分,有相當於聖經本文的權威;畢竟像〈啟示錄〉的部分光怪陸離,沒有一個像樣的解釋是令人無所適從的。這也指出「經典」通常具有的第二個特性:難解。因為難解,所以才有作註的必要;也因為難解,所以大家儘可作註,各有千秋、莫衷一是、然後得以分門別派,多養活幾個所謂學者。這各門各派雖自有一套家法,然而真正出類拔萃的還在於那些能翻出祖師爺新意的新秀,好讓大師的系譜有個至少一脈可傳。此之謂詮釋的傳統。

話到此,註文的活動就冒出了奇怪的矛盾:本來註文的目的是為了讓本文更加清晰可解,但一再註解之後,註文註著註文又註著註文,正解的誕生反被一再延後,當今的解釋不過是停止問題的發掘罷了。這或許可以拿來註解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延異(difference)的概念──或許他不會這樣贊成,可能這概念未必是在時間性的前提下才有的。不過,反正註解還可以再註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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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自述

我今年二十五歲。二十五這個年紀有什麼特別之處呢?或許有人正在職場上奮鬥;或有人在規劃和愛侶的下一步;或許有人拗到了一筆獎助金,正準備出國深造。二十五。二十五是這樣的年紀,不只是脫胎了,還或許成熟了,告別過去,用上名副其實「新鮮人」的新鮮觀點,要給社會一場驚喜、震撼…

我很希望是這樣;我很希望,妄想著憑著區區的部落格上的文章,就能起到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果;我這人安著壞心眼,揣想著要每個看到我作品的人感到「天哪世界上竟有這種怪傑/怪腳,我真的自慚形穢不如去死算了」,咯咯咯包藏禍心心懷不軌的傻笑著。當然我不是。不是這樣「多智而近妖」如諸葛般的神話人物。有種東西叫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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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對論(culture relativism)與自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文化相對論是二十世紀初美國文化人類學界的招牌之一,並且通常以自族中心主義作為對比──或者坦白說,前者是用來批判後者的──在「多元化」與「尊重少數族群」的潮流沖激之下,從自身所屬文化出發去評判另一個文化觀點自然成為被評判的對象;文化相對論的主張裡頭,只有文化自身的標準能夠且有資格批評該文化。

這種主張對於十九世紀以來「文明」或者「進化」等概念自是一大反動,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是──在強調普世的價值,諸如「人權」之類時(英國人的文明統治宣布食人俗為非法,在新幾內亞島上的Mundugumor原住民因此少了一個自殺的選項──坐著獨木舟順流漂向敵對的食人部落)。然而它並非憑空誕生的;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歷史脈落中有跡可循。美國人類學界中此派的墊基者博厄斯(Franz Boas;雖說他被尊稱為美國人類學之父,其實在他之前即已出過Henry Morgan這樣享譽全球的人類學者──儘管Morgan所持的進化論觀點在當今被批判的一無是處)係德籍移民,在他的學說中也將德國學界裡對「文化」的重視給移植了過來──十九世紀的「文明」觀乃是法國思想界的傳統;在德語通行的地方(德國統一尚待擊敗法國的一八七一年之後)為與之抗衡,則強調「文化」的重要性。理有固然,為了日後民族統一鋪路,此時的「德國人」對「文化」的強調,自是為了對抗「文明」的普世性,進而強調民族內部文化固有的內在性與獨特性。諷刺的是這個源流其實同時孕育餵養這兩個(文化相對論與自族中心主義)今天看來互相矛盾的概念。在博厄斯起而號召、以及流行的印地安人文化注定消失(今天看來不確)的流行看法之下,美國的人類學界如火如荼的展開「以後可就沒機會」的印地安人民族志研究;可在德國本土,在希特勒上台後,反閃族主義與體質人類學中的異類優生學相結合,不但令當時的德國人類學界交了白卷,還助長了滅絕五百萬人的種族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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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和分際

前幾天在書肆翻到本小人物寫的小書(不過書名和作者我都沒記起來),觀點是非常符合國民黨官方所謂受日本「奴化」教育荼毒者。想也知道,本書的作者恨國民黨入骨,不過對於某些獨派視為已「獨立」的當今台灣,恐怕亦未必有多少認同──原本台灣在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之後已經盡去的「支那人根性」,隨著國民黨另外五十年的統治,顯然又讓台灣人在勒戒成功的關頭功虧一簀,繼續成癮下去。這是這本書的觀點。

這只是個引子,我不是很有興趣去評價這種說法(不過針對這種說法的來源做個社會成份的分析倒是很有趣的:現下的獨派思想固然有鄉土成份,不過在國民政府「接收/劫收」之際、228屠殺之餘,下場最悽慘的其實是所謂的「台籍精英」,國民黨寧願讓一些日本人繼續在公部門留職,也不願將權力下放;至於禁止使用日語的政策,更是從根本上消滅了這個精英階層存在的基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國家,或許多少也有些諷刺的,凝聚其精英的我族意識時總是要利用殖民母國的母語。這本書的作者既然身為其之一是個醫生,在批判起下層階級的「支那人根性」自是不假詞色,階級意識濃厚);雖然我才把華人罵了一遍,然而日本人的民族性究竟有否如此種種族歧視色彩斑爛一般的優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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