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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9]

熟悉明代戰史的人對於明末的勇將悍將想必不陌生:世宗朝,北邊以馬永、梁震、王效、周效文四人並稱,這批將領往往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如《明史》寫梁震,謂「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強命中,數先登」、「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素畜健兒五百人」、「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他死後「邊將猶頗得其力」於這批「健兒」。又如周尚文,《明史》稱「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頗有李廣遺風,「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眾。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

此四人還是不太有名者。世宗朝至萬曆朝,南方則有劉顯、戚繼光、俞大猷諸將;三人之中以劉顯勇名最著,《明史》考證引《識大錄》寫劉「顯身不滿七尺,不冑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如小丈夫。即(及)遇敵提刀,騰蹻超踊,見刀不見身,軍中稱神人」,所以「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也就不足為奇。其他如俞大猷,雖未必以此稱雄,卻也是「從李良欽學劍」、「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親自擊斬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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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8]

當然,除了盔甲之外也須備妥武器才能上陣。《清會典事例》卷七百十〈兵部一六九.軍器一.給發軍器〉條中的記載是這樣的:

「順治五年題准:馬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撒袋一、弓一、箭四十、腰刀一。步兵每名各給甲一、冑一、腰刀一。其步兵、弓箭兵,各給弓一、箭三十。長槍兵,各給長槍一。鳥槍兵,各給鳥槍一。直省兵丁器械照此例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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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7]

前文論述道地理環境對滿州軍事的影響,體現在戰術上對步兵的注重、城寨建設與攻防;注重此兩者的結果之一,便是對於士兵披甲的重視──一方面戰場的崎嶇限制了結陣的規模,使得能夠集團防禦的裝備(如防馬柵、戰車、盾牌)效用性減低;在攻城時緣梯登城,更是除了自身的盔甲之外再別無保護了。拙文〈薩爾滸〉已論證此役金兵的勝利應歸功於此等甚至能夠抵禦火器的厚甲,此處不贅;至於攻城之強調,可見下條:

「太祖高皇帝頒訓練兵法之書於統兵貝勒諸臣曰:『…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一二人輕進,必致損傷,被傷者賞不及,縱殞身亦不為功。迨列陣已定,爭為先登以陷城者,方錄其先進之功。其先登陷城者,馳告固山額真,俟環攻軍士四面並進,城陷然後固山額真鳴螺,俾各路軍士聽螺聲一時並進。』」(《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八十一〈兵部.出征軍令一.軍令.天命三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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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清入關前八旗軍事[6]

在結束制度面的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為交代順治朝以後的變化,以突顯與釐清一些八旗軍事制度發展的傾向。這第一個傾向即八旗當中「營」編制的分化: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步軍」、「驍騎」、「護軍」與「前鋒」等分化,並指出此種區分所形成的「營」制為實際作戰的單位。如前所述,八旗制度的源始本為一種聯旗(邦)制。當「上三旗」(兩黃正白)逐步為「『天子』自將」,自原本平等的各旗當中抬高地位後,原本這三旗中的「護軍」也就跟著「雞犬升天」(?),成了拱衛天子的「侍衛親軍」。這主要是因應政治而產生的變化。除此之外,如康熙朝設「火器營」(以備征準噶爾),乾隆朝設「健銳營」(以大、小金川之役吃足土司所設置碉堡的苦頭,故以該役中精於雲梯先登的老兵為骨幹所組建而成),咸豐朝設「神機營」(英法聯軍之役後設),大抵則是因應軍事需求而設置的。

第二個傾向則是八旗駐防兵的設置。在清入關之前已有些許駐防部隊,即前文中有所謂的「步」、「騎」、「守」、「哨」之分、「外城守兵」等。不過此等駐防兵在入關前清軍的總軍事實力當中所佔的比例大概不大──起碼要小於入關後各地區的駐防八旗。這些兵力大約在兩、三千人左右所編成的一或兩營之間,在入關之後隨著拓地漸廣而設,掌控著綠營督(總督)、撫(巡撫)、提(提督)、鎮(總兵)星羅棋布之間的戰略要地,由八旗的都統或將軍所統帥,分庭抗禮。其詳細的資料可見於《清史稿》〈兵志〉,此不具錄。要之,入關前後的八旗有中央地方之分,與此前實力較集中於中央的八旗不同;在考慮順治朝以後戰爭的八旗實應該注意此種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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