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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信仰」

我主要是從西哲的角度來看。先從「知識」和「信仰」這兩個詞說起吧。我想對書唸到大學的人來說「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云云是耳熟能詳,不過到底這些東西什麼意思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就我所知,「本體」是相對於「知識」而言──西哲的通常預設是「眼見不能為憑」,他們認為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是源自於「物自身」,「現象」並不是「物自身」,「現象」受限於我們的感官接收訊息的形式。舉例來說明的話,戰國名家公孫龍有一個「堅白石」論,他說「堅」是手摸的感覺,「白」是眼睛看的顏色,不過我們卻因此而知道那裡有一塊石頭;但是如果我們的感官只能確認這些「現象」的存在,只憑手摸覺得硬,只憑眼見為白,我們怎麼能確認有一塊「石」在那?須知手摸硬、眼見白的,很有可能是別的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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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研究的取徑:讀<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雜感

該文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pp.65-95。

孔恩(Thomas Khun)在提出「科學革命」說之時,也提到了科學史的內、外問題;他把科學研究所得的、不變的邏輯結構與實證結果重新放入時間的脈絡之中、考察那個「製造」知識的「科學社群」所處的具體環境,即,打個比方,分析的不再是藥品成分,而是藉由檢測藥廠的衛生安全來評價其療效──我們知道從「現代」進入「後現代」,此說就顛覆現代價值之一的科學信仰而言頗有里程碑之作用;然而究竟我們很難偏廢或偏信其中一種。究其所由,學術發展既從關懷為何作為出發,又由心術導引其方向,又有後設(meta-)的整體掌握;而此種掌握,此種後設的、對關懷與心術的檢視則是反省之所由,後設式的掌握常常是批判的起點。然而,批判固然可有其邏輯脈絡可循,遭受批判的對象又何其不然;實則,發展越精緻的學術其內部的邏輯結構也越發難以尋隙搗虛,錦上添花既無能為,學者窮極,遂另闢蹊徑矣。既闢,則沃野千里人可藉之以達,學者趨之若鶩,直至墾荒殆盡、阡陌縱橫而後已。斯時雖四通八達,運轉如意,然而亦無隙地、新天地可至;期望之情可以想見。大抵學術的發展與此相類吧。西方學術固然有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國學術又未嘗不是。就以民國以來而言,顧頡剛的「古史層壘造成說」就把中國的信史向後拉了數千年;從史料的文本詮釋出發所做的考據,威力大概要遠遜於調查史料如何產生的外部考證。沒有這一潰堤,學者們不免要死氣沉沉,鬱積不得以發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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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初年楚國的軍事改革

春秋初期楚國主要的擴張方向是漢水流域與長江的接合部位,也就是現在的襄樊──宛洛一線。這段時期楚國的主要勁敵是隨國,「漢東之國隋為大」(《左傳》桓公六年),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八年(前704年)、十一年(前701年)、莊公四年(前690)年都直接或間接(桓公十一年) 有與隨相關的軍事行動;六年為雙方的第一次接觸而楚國失敗,十一年鄖國曾計畫與隨、絞、州、蓼四國聯合進攻楚國。然而這幾場軍事行動中應以桓公八年與莊公四年最為重要。在桓公八年隨國的大夫季梁曾經提到楚軍的弱點,「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左傳》桓公八年)然而領軍的「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同上引),因此「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同上引)。

莊公四年的重要性在於,楚國在進行對隨國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前先改造了其軍隊。「傳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左傳》莊公傳四年),改革的重點在於「荊尸」和「授孑」。杜預註:「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因此「荊尸」指的是楚國採用了新的作戰陣型;杜預又說:「揚雄《方言》曰:『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則另一個改革的重點在於兵器上楚國第一次採用了戟。這兩種改革可能都是針對桓公四年隨大夫季梁所說而來,即「右無良焉」與「偏敗,眾乃攜矣」兩個問題而來。戟的採用說明了在此之前戰車上的楚貴族可能並不重視來自其右方的威脅,或者說楚國重視左方勝於右方;這可能反映出在此之前楚國依靠的主要是射手提供的火力而非戎右負責的近距離攻擊。這與「楚人上左」的現象或許有正相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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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歷史真相

敘事者採取了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在他身邊發生的事情,就會有不同角度的敘述。因此在所謂的「歷史真相」上頭應該分成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物理世界所發生的冷冰冰的事實,另一個層次是這個事實是怎樣在一個人、一群人的心中與其他事實交織起來,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記憶網絡。

我想第一個層次毋庸贅言,那是比較沒問題的;至於「國民黨共產黨哪一黨對抗戰比較有貢獻」類似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屬於第二個層次的。這個問題可以被這兩個陣營的人同時提出,可見在雙方的歷史記憶中抗戰都是件很重要的事實;但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各自的歷史記憶自然會把不同的歷史事實與抗戰連貫在一起,因而抗戰的意義也就變得不同。以國民黨而言抗戰之所以會成為一場「慘勝」,除了中國實際上的確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消耗甚鉅,共產黨卻日益實力壯大,因而在內戰中國民黨把中國大陸給輸掉了。將國民黨的消耗、共產黨的壯大以及內戰的失敗聯繫起來,再加上那個「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鐵證」,國民黨官方的史藉也就很自然的流露出「共產黨沒有抗日」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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