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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鄭攻台時的登陸地點

摘自翁佳音,〈重覓鄭成功大軍登陸的舞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二)〉,收錄於《臺灣文獻》第五十二卷第三期,九十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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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17世紀東南亞運用火器的情形[2]

節譯自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37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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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17世紀東南亞運用火器的情形[1]

節譯自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37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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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丁的部隊[2]

譯自David Nicolle Ph.D著, Angus McBride繪圖, Saladin and Saracens, pp.15-21, Osprey publishing(Great Britain), men-at-arms series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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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丁的部隊[1]

譯自David Nicolle Ph.D著, Angus McBride繪圖, Saladin and Saracens, pp.15-21, Osprey publishing(Great Britain), men-at-arms series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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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僕店一訪

2006年12月31日,我有幸參與了環繞網路名人LQY大神為中心而舉辦的網聚──其實參與人並不多,這也不是我的重點;從來我就不喜歡與人來往,後來也沒能交上知己的複數型,不管是死人還是活人。活人還是更麻煩的,不像死人能夠予取予求,這是在書本上與古人神交而不必勾心鬥角擔驚受怕的、沒耐性與人交際應酬的我認識的死人比活人多的主要原因吧;雖然這句其實是甘懷真師的話頭。然而終究除了學識外我沒有得到什麼,終究除了與自己相似的靈魂外我沒有期待什麼,終究除了麻藥般的沉迷之外我沒有追求什麼;當人是清醒的時候,當人是清醒的意識到「我」的存在,當人是清醒到去監視、督促、鞭策、反省、乃至譴責那個可以清楚意識到的「我」的時候,我寧願腦裡專心一致的想著其他東西而忘掉自己。當然,年紀越大這越不能做到了,雖然這未必是年紀的關係,也有人是「不知老之將至云耳」;這也是我和與會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吧。我不是真正的那種能全心投注在某個目標上而沒有其他顧慮的人;既然總是有其他的顧慮,那麼什麼樣的選擇都是一樣的,好比經濟學上講的機會成本,只是對我而言各種選擇之間並沒有輕重緩急的順序罷了。

那麼重點是什麼呢?重點是本次L大神選擇聚會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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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n 21 Sun 2007 22:04
  • 復古

復古

復古者,考史論證也。予攻史學亦自幼時;惟歲二十餘,始稍通考據圭臬。而於史論所屬文,見諸「矜伐」;乃論理,非論據。於史有學,見諸「述學」,乃陳所學,亦非有創造在焉。緣耳目既熟習,惟孜孜於史一道,旁若無他學,所謂挂一漏萬者是也;予於此有深省,現時故能顧及他學,而與史學相發明。予入大學,得之於史學者實寡,得之於哲學、社會學者,則深且有大義。此故史學無理論之故;又史學無理論故,人皆得談且易於談,門檻既低,闌入者眾,遂成淺學。然近世於史為大家者,必有其一番理論,雖淺人不學,眾無以辨,終難掩是學之深且廣,以有辨正故也。以有辨正故也,淺學疏漏,易於駁難;淺學者眾,以寡斃眾。此皆孚於好勝之心,睥睨之氣,眾所悅也,故能得其徒,得其傳。雖然,此好史者之陋習也;極推其論據,將依於胡底?謂符於學術規範則可,謂為「史實」,真實之歷史,則於哲學層面尚有一番大議論,而史學之訓練無以預此。唯予此癖難扼,娛之眾人以當餘興,似可;予自有反思在焉,不陷於此。作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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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n 21 Sun 2007 22:04
  • 矜伐

矜伐

矜伐者,予有奇想,四顧似無人及,則舉其可矜者伐之,自鳴得意,亦自嘲也。顏子有言「願無伐善,無施勞。」;子亦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典皆出《論語》。伐者、矜者,皆自滿其功之謂;惟已發未發之別,然亦可分君子小人矣;雖然,矜必待伐而後能表,見微者寡故。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也。」文人好名,自古皆然。惟名稱否,不須於當世;見微知著,苟能氣流一脈,則養之發之,唯待後勁聖賢爾。孟子云「善養吾浩然正氣」,學者必有氣。氣以矯枉,以發直,以見理,以行前諸事而魄然有勢,振聾發嘳。雖然,氣勁者,非皆理直者也;理屈而氣勁,徒貽智者笑,賁勇者憤。故伐者伐,理者理,雖伐,予不敢不理其理。故同予道者,硜硜然叩予理道而深識之,丁丁然奏予華彩而近浸之,通矣,樂矣。不同予道者,或不為謀,或憚心竭慮,節節欲逼予理之無通者,層剖寸凌,將盡精微;予與之往來,亦可數見勝負,高明相照。此中亦有道不同而不孤,求者有數,不寂寞矣。作矜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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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n 21 Sun 2007 22:03
  • 述學

述學

述學者,述予所學也;學者,必有由有創:創者,予可自鳴高;由者,予不能不述其所自,尊先聞道者也。此其一。噫!雖然,由者創者,不獨偏貴:創者貴先聲,以其空前無古人,震爍霹靂,奪人耳目,遂一時無比,而遠傳後世矣。傳之既久,恍兮惚兮,耳目既習,日用亦久,哂其微言,而無問於大義。有用心者察其微,是其大,尊焉效焉,雖問津乏人,而能一脈單傳,裨後世者,由者當然。此由者之有以用、因以大、之以貴、而所當尊者也。此其二。或曰:「世所識,志士所誌,惟一不惟二,遑論祭殿;俗謂:『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皆貴速先,不齒遲後。學之大者,必惟開宗祖師是趨。」予曰:「不然,此俗人論道,不識其妙,惟先後之分,別之甚易,遂以之為高下殿最;學非深究,欲得其髓,難矣。而非深究得其髓者,必不能識也;最推之,識最高,見最大者,無人能識,此孫子『善戰者無名』之旨也。」故學有先後,而無預於高下;前人境界尚不能達,而侈談於開宗立派,亦癡人說夢爾。要之,成一家言,先後其表,深微其裡;學者但憚心竭慮,其學必有可觀處,何忌於無知輩毀譽。高自高,低自低。此其三。作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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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n 21 Sun 2007 22:03
  • 通轉

通轉

通轉者,譯文也;凡外域之文,鴃舌之語,予欲知且欲人知者,通其義而轉其文,使語予語者能略知,便傳習。清道咸間,西風東漸,中土不競;迄於近世,漢聲為末流,華采呈微勢,國學幾不出國,而學者趨慕泰西之學,亦源長力久矣。實必副,而後名稱焉;中國之實副中國之名,然後可稱。今所謂中國,學則宗歐西;學者究心歐西之術,以歐西所謂國當中國所謂國,而實不當中國所謂國,是中國其名僅存,而實幾亡。吾輩學人,遭逢是世,雖所學非吾宗,而浸浸然體其非適,攸攸然竟嚮我中華之祖矣。然則中西之分,亦隨近世華夷之競而起;是敵體互形。敵形體耶?抑體形敵耶?予之見,以為非敵則無兩體也。是有敵必有體,則中國之體,隨敵而變,亦不知其體依何為本;將以敵為本,體無本矣。是則中國本無本,中外本無敵,而華夷非兩體;學無涯涘,更無疆以分殊矣。噫!若是則學者之任重矣!必學通貫中西而無分畛域,能無愧泰西博士之名,不下中土大儒之行。予志於此,雖未已,亦難盡此已矣。作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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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6]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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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5]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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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4]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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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3]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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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2]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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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1]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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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的兩難

在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Republic)第四章中是對於教育的看法;正確來說,是教育軍人(Guardian)的方法,而Guardian一職則與第三、四章全文脈落密切關聯。在Plato所設想的社會中,分工是社會形成與擴張的關鍵,因此社會中的每個組成部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最好的執行其職務,如此整個社會便得以高速運轉,而社會中的每個份子能夠互相裨益。在社會裡的各個成員中Plato特別討論了Guardian,即整個社會的保護者;但Guardian的養成有困難的矛盾處:一方面他們必須在戰場上無情的廝殺,另一方面卻要以社會中一份子的身分與其他社會成員和平共處。Plato在第四章中即集中討論哪種教育是適合Guardian的;所及的層面包括文學、音樂、飲食、醫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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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信仰」

我主要是從西哲的角度來看。先從「知識」和「信仰」這兩個詞說起吧。我想對書唸到大學的人來說「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云云是耳熟能詳,不過到底這些東西什麼意思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就我所知,「本體」是相對於「知識」而言──西哲的通常預設是「眼見不能為憑」,他們認為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是源自於「物自身」,「現象」並不是「物自身」,「現象」受限於我們的感官接收訊息的形式。舉例來說明的話,戰國名家公孫龍有一個「堅白石」論,他說「堅」是手摸的感覺,「白」是眼睛看的顏色,不過我們卻因此而知道那裡有一塊石頭;但是如果我們的感官只能確認這些「現象」的存在,只憑手摸覺得硬,只憑眼見為白,我們怎麼能確認有一塊「石」在那?須知手摸硬、眼見白的,很有可能是別的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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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研究的取徑:讀<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雜感

該文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pp.65-95。

孔恩(Thomas Khun)在提出「科學革命」說之時,也提到了科學史的內、外問題;他把科學研究所得的、不變的邏輯結構與實證結果重新放入時間的脈絡之中、考察那個「製造」知識的「科學社群」所處的具體環境,即,打個比方,分析的不再是藥品成分,而是藉由檢測藥廠的衛生安全來評價其療效──我們知道從「現代」進入「後現代」,此說就顛覆現代價值之一的科學信仰而言頗有里程碑之作用;然而究竟我們很難偏廢或偏信其中一種。究其所由,學術發展既從關懷為何作為出發,又由心術導引其方向,又有後設(meta-)的整體掌握;而此種掌握,此種後設的、對關懷與心術的檢視則是反省之所由,後設式的掌握常常是批判的起點。然而,批判固然可有其邏輯脈絡可循,遭受批判的對象又何其不然;實則,發展越精緻的學術其內部的邏輯結構也越發難以尋隙搗虛,錦上添花既無能為,學者窮極,遂另闢蹊徑矣。既闢,則沃野千里人可藉之以達,學者趨之若鶩,直至墾荒殆盡、阡陌縱橫而後已。斯時雖四通八達,運轉如意,然而亦無隙地、新天地可至;期望之情可以想見。大抵學術的發展與此相類吧。西方學術固然有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國學術又未嘗不是。就以民國以來而言,顧頡剛的「古史層壘造成說」就把中國的信史向後拉了數千年;從史料的文本詮釋出發所做的考據,威力大概要遠遜於調查史料如何產生的外部考證。沒有這一潰堤,學者們不免要死氣沉沉,鬱積不得以發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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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初年楚國的軍事改革

春秋初期楚國主要的擴張方向是漢水流域與長江的接合部位,也就是現在的襄樊──宛洛一線。這段時期楚國的主要勁敵是隨國,「漢東之國隋為大」(《左傳》桓公六年),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八年(前704年)、十一年(前701年)、莊公四年(前690)年都直接或間接(桓公十一年) 有與隨相關的軍事行動;六年為雙方的第一次接觸而楚國失敗,十一年鄖國曾計畫與隨、絞、州、蓼四國聯合進攻楚國。然而這幾場軍事行動中應以桓公八年與莊公四年最為重要。在桓公八年隨國的大夫季梁曾經提到楚軍的弱點,「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左傳》桓公八年)然而領軍的「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同上引),因此「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同上引)。

莊公四年的重要性在於,楚國在進行對隨國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前先改造了其軍隊。「傳四年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左傳》莊公傳四年),改革的重點在於「荊尸」和「授孑」。杜預註:「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因此「荊尸」指的是楚國採用了新的作戰陣型;杜預又說:「揚雄《方言》曰:『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則另一個改革的重點在於兵器上楚國第一次採用了戟。這兩種改革可能都是針對桓公四年隨大夫季梁所說而來,即「右無良焉」與「偏敗,眾乃攜矣」兩個問題而來。戟的採用說明了在此之前戰車上的楚貴族可能並不重視來自其右方的威脅,或者說楚國重視左方勝於右方;這可能反映出在此之前楚國依靠的主要是射手提供的火力而非戎右負責的近距離攻擊。這與「楚人上左」的現象或許有正相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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