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 21 Sun 2007 22:03
  • 通轉

通轉

通轉者,譯文也;凡外域之文,鴃舌之語,予欲知且欲人知者,通其義而轉其文,使語予語者能略知,便傳習。清道咸間,西風東漸,中土不競;迄於近世,漢聲為末流,華采呈微勢,國學幾不出國,而學者趨慕泰西之學,亦源長力久矣。實必副,而後名稱焉;中國之實副中國之名,然後可稱。今所謂中國,學則宗歐西;學者究心歐西之術,以歐西所謂國當中國所謂國,而實不當中國所謂國,是中國其名僅存,而實幾亡。吾輩學人,遭逢是世,雖所學非吾宗,而浸浸然體其非適,攸攸然竟嚮我中華之祖矣。然則中西之分,亦隨近世華夷之競而起;是敵體互形。敵形體耶?抑體形敵耶?予之見,以為非敵則無兩體也。是有敵必有體,則中國之體,隨敵而變,亦不知其體依何為本;將以敵為本,體無本矣。是則中國本無本,中外本無敵,而華夷非兩體;學無涯涘,更無疆以分殊矣。噫!若是則學者之任重矣!必學通貫中西而無分畛域,能無愧泰西博士之名,不下中土大儒之行。予志於此,雖未已,亦難盡此已矣。作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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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6]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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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5]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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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4]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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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3]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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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2]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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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衣索匹亞簡史[1]

譯自Roland Oliver, Anthony Atmore,Medieval Africa, 1250-1800(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p.11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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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的兩難

在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Republic)第四章中是對於教育的看法;正確來說,是教育軍人(Guardian)的方法,而Guardian一職則與第三、四章全文脈落密切關聯。在Plato所設想的社會中,分工是社會形成與擴張的關鍵,因此社會中的每個組成部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最好的執行其職務,如此整個社會便得以高速運轉,而社會中的每個份子能夠互相裨益。在社會裡的各個成員中Plato特別討論了Guardian,即整個社會的保護者;但Guardian的養成有困難的矛盾處:一方面他們必須在戰場上無情的廝殺,另一方面卻要以社會中一份子的身分與其他社會成員和平共處。Plato在第四章中即集中討論哪種教育是適合Guardian的;所及的層面包括文學、音樂、飲食、醫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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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信仰」

我主要是從西哲的角度來看。先從「知識」和「信仰」這兩個詞說起吧。我想對書唸到大學的人來說「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云云是耳熟能詳,不過到底這些東西什麼意思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就我所知,「本體」是相對於「知識」而言──西哲的通常預設是「眼見不能為憑」,他們認為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是源自於「物自身」,「現象」並不是「物自身」,「現象」受限於我們的感官接收訊息的形式。舉例來說明的話,戰國名家公孫龍有一個「堅白石」論,他說「堅」是手摸的感覺,「白」是眼睛看的顏色,不過我們卻因此而知道那裡有一塊石頭;但是如果我們的感官只能確認這些「現象」的存在,只憑手摸覺得硬,只憑眼見為白,我們怎麼能確認有一塊「石」在那?須知手摸硬、眼見白的,很有可能是別的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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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研究的取徑:讀<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一文雜感

該文見朱維錚,《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pp.65-95。

孔恩(Thomas Khun)在提出「科學革命」說之時,也提到了科學史的內、外問題;他把科學研究所得的、不變的邏輯結構與實證結果重新放入時間的脈絡之中、考察那個「製造」知識的「科學社群」所處的具體環境,即,打個比方,分析的不再是藥品成分,而是藉由檢測藥廠的衛生安全來評價其療效──我們知道從「現代」進入「後現代」,此說就顛覆現代價值之一的科學信仰而言頗有里程碑之作用;然而究竟我們很難偏廢或偏信其中一種。究其所由,學術發展既從關懷為何作為出發,又由心術導引其方向,又有後設(meta-)的整體掌握;而此種掌握,此種後設的、對關懷與心術的檢視則是反省之所由,後設式的掌握常常是批判的起點。然而,批判固然可有其邏輯脈絡可循,遭受批判的對象又何其不然;實則,發展越精緻的學術其內部的邏輯結構也越發難以尋隙搗虛,錦上添花既無能為,學者窮極,遂另闢蹊徑矣。既闢,則沃野千里人可藉之以達,學者趨之若鶩,直至墾荒殆盡、阡陌縱橫而後已。斯時雖四通八達,運轉如意,然而亦無隙地、新天地可至;期望之情可以想見。大抵學術的發展與此相類吧。西方學術固然有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國學術又未嘗不是。就以民國以來而言,顧頡剛的「古史層壘造成說」就把中國的信史向後拉了數千年;從史料的文本詮釋出發所做的考據,威力大概要遠遜於調查史料如何產生的外部考證。沒有這一潰堤,學者們不免要死氣沉沉,鬱積不得以發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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